他是北医第一个教师党支部书记；

他是北医第一个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概念传播到中国，指导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人；

他积极倡导从哲学的高度来反思医学教育；

他时刻关心北医重点学科建设和前沿学科的发展；

他是北医人眼里的“活字典”，北医人心中的“老书记”——著名的医学教育学家、公共卫生学家彭瑞骢；

……

北医百年，彭瑞骢九十岁。

他人生中的七十余年都在北医度过，北医既是辛勤培育他的母校，也是他奋斗拼搏的事业。

1940年，彭瑞骢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从那时起便与北医结下了终身之缘。他由一个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位政治素养成熟、领导才能出色的校党委书记。人们称他是“北医的活字典”、“北医的舵手”，这反映了北医人对这位北医历史见证人的热爱和尊敬。

北医百年，与国家共命运，与民族同兴衰，与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彭瑞骢于北医百年校庆。

而彭瑞骢的革命经历、奋斗历史，既和祖国的建立、发展时刻相随，也与北医的改革、建设、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回首峥嵘岁月，似乎依稀可见战争的硝烟、运动的狂热和发展的生机，这百年的时光沉淀出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缩影，也是彭瑞骢不平凡的人生。

书香门第身

彭瑞骢祖籍江苏苏州。彭氏自明初由江西移徙苏州，到清代前期发展成为科举世家，出过十四位进士、三十一位举人。这个科甲鼎盛的望族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家学与重教好学、朴素节俭、乐善好施的家风，家族内拥有义庄、义田，专门资助族内子弟教育。苏州的十全街至今还保留着彭氏的部分故居，门厅挂着“祖孙会状”的匾额，左右立有一副雕刻楹联，上书“昭代科考第一家，人间文福无双品”。

彭瑞聪全家。前排为其父母，后排左一为彭瑞聪，其余为兄长和姐姐。

彭瑞骢的父亲彭望恕是彭氏家族最后的荣光。在清末最后的“洋科举”考试中考取举人。参加朝廷留学生考试后，在清廷任职。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他又在民国政府农商部任职，曾负责编辑政府的《农商公报》，并有《农业政策》《殖民政策》《交通政策》等书问世。最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参与编辑各种辞书、字典。

1923年，彭瑞骢出生在北平。母亲顾冰一出身于苏州有名的书香门第，顾氏家族曾在苏州开办过近代早期女校，顾冰一在开明的外婆的教导下成为不用缠足的新女性，在家族的私塾里还修过英文课程。母亲兰心蕙质、知书达理，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这样的家学传统为彭瑞骢今后的人生和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彭望恕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对子女今后的发展均有打算，安排孩子学习实用技术类学科。大哥彭瑞民到唐山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建筑，后来是北京市政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参加过北京市十大建筑的设计。二哥彭瑞复学海关。在那时候，海关是西方人把持的铁饭碗职业。抗战胜利后二哥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研究生，毕业后被招聘到联合国做同声翻译工作，在《中国妇女》杂志英文版担任编辑，在全国妇联工作期间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均受褒奖。姐姐彭瑞愈学师范，一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家里安排彭瑞骢学医，也是出于任何时代都要有人看病的实际考虑。

拳拳报国志

20世纪40年代，中国处于日寇侵略、国共内战时期，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彭瑞骢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男附中的中学时代就开始关注社会，关注政局，对国家前途十分忧虑。从高中开始，彭瑞骢就开始接触进步读物，阅读了大量的前苏联小说，如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等，书中反映的社会变革时期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他的思考。

1940年，彭瑞骢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42年，班上的金英爱同学从晋察冀解放区回来后，告诉大家许多解放区的见闻，同时又介绍了《新哲学大纲》《资本论浅说》等进步书籍给彭瑞骢读，通过长期接触进步读物和受进步同学的影响，他希望参加抗日斗争、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1944年，彭瑞骢跟几位同学在春节过后历经困难到达了阜平解放区根据地。他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蓬勃生机，被深深震撼。从阜平回来后，由金英爱介绍，彭瑞骢于1944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也出现了一定的转机。1943年初，中央同意在晋察冀边区成立城市工作部，由刘仁任部长。在刘仁的领导下，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城市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成为党的秘密工作者，彭瑞骢就是其中的一员。1944年7月，彭瑞骢由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考入北京中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内科实习医生。以医生为职业，从事地下工作是当时城工部的需要。1945年，他转移到开滦矿务局医院做住院医生。做医生期间，彭瑞骢先后得到钟惠澜、朱宪彝等名家的直接教导和严格训练，培养了他治学严谨、严肃、严格的学风，以及不知疲倦的工作作风。

1945年5月彭瑞骢被刘仁召回晋察冀解放区担任交通员，主要任务是往返于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传递信息和执行相关任务。彭瑞骢面对国民党士兵的机枪、大棒，凭着机智和冷静，完成了多项重要任务，并经常为解放区运送花生、白面等稀缺物资。

1946年6月，上级决定让彭瑞骢回到北大医学院担任公共卫生科教员。同年12月，医学院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教师支部，彭瑞骢任书记。他在林宗扬、严镜清教授的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展了部分北医宿舍学生斑疹伤寒的流行病学研究（鼠源型）， 还研读了一些关于中国乡村卫生建设的专著，以及定县、璧山县卫生实验区的报告。1947年6月2日，他与方亮教授、王光超教授、王锦江同学等人商议，先从每人月工资中提出 5% 作为开始活动的经费，在京西公主坟附近什坊院村的一个农场的大厅里，办起了什坊院保健院，每周四下午及星期日全天，由北医师生轮流来为附近农民义珍。1947年暑期、1948年寒假，方亮与彭瑞骢等先后带领三批同学在此防病治病，并进行入户调查，了解农村卫生情况。据近二十个村庄两千余户万余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这里是甲状腺肿的高发区，患疥疮等皮肤病的也不少，婴儿死亡率高得惊人。除了病痛的烦扰，农民的生活也十分贫苦，几口人过冬只有一床破棉被。教学相长，在这革命与公共卫生专业结合的实践中，彭瑞骢更坚定了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理念。什坊院保健院的活动，使北医的进步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会，转变了思想，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对学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热忱献身的服务精神”校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奠基作用。

为了培养进步力量，学校地下党组织在复兴门外什坊院利用医疗活动作掩护，组织学习革命理论，为劳苦群众服务，吸引了一批进步学生和教授参加活动（先后达四百余人）。其中很多人以后陆续加入共产党。什坊院精神，对学校校风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图为什坊院医疗队在什坊院保健院门前合影，左一为方亮教授，右一为彭瑞骢同志。

北平解放前夕，彭瑞骢从参与建筑施工工作的大哥彭瑞民处获得了北平城墙的防守工事构造图等重要情报，将其传送上级，为北平解放积极做着准备。1949年1月，彭瑞骢站在北医的队伍里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同年2月，统一的中共北京大学医学院党支部建立，彭瑞骢被选为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改任北京大学党总支组织部部长。1949年2月28日，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京大学。5月4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由军管会任命胡传揆、严镜清两位教授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胡传揆为医学院院长，彭瑞骢为医学院秘书。从此，“彭秘书”成了北医方方面面的小当家。

彭瑞骢重回什坊院。

初探建设路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医药卫生人才。大力发展医药事业成为当务之急，北医的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好时机。但此时学校规模小，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设备陈旧简陋，长学制致使培养人才速度太慢，种种原因并不很适应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1950年1月4日，北大医学院划归中央卫生部管辖。3月，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医学院建立党的总支部，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直接领导。9月总支委改选，彭瑞骢当选为总支书记。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作为总支书兼任学院秘书的彭瑞骢身负重任，夜以继日地为北医的建校和发展奔忙着。

高校之本在于教师和学生。有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好学生，好学生走上社会得到承认，才能为学校赢得好口碑，好的学校自然就能吸引好教师、好学生加入。彭瑞骢认识到“好老师—好学生—好人才—好成果—好老师”这种良性循环的重要性，开始把建校的重点放在吸引优秀人才上。他抓住北医转归卫生部管辖的时机，带领北医众人四处奔走，克服重重困难， 取到了800个编制；同时，1950年卫生部拨给北医的1000万斤小米，再加上大家费尽心力增加建筑数量，学校逐渐开始有了硬件条件的积累。经过多方共同努力，北医吸引了一批知名专家和留学英才加盟， 如药学院的章琦、诚静容，临床的张丽珠、李家忠、王叔咸、马万森等。1953年，原有七年制医学系的学生将进入第七年的学习和分配，彭瑞骢等设法为他们开办了三期高级师资进修班，还吸收了部分外来学员，按医、药、卫生专业教师的要求进行一年培训后，大部分留校担任教师，或分配全国。又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优秀学生留校任教。1952年7月，全院教职工猛增至1382人，其中教授41人，副教授26人，讲师 50 人，助教211人。北医汇聚了一大批中国当时最好的教授、名医，由此组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具有较高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热心为新中国医学教育事业服务的师资队伍。每每回忆起来，彭瑞骢感慨道：“正是这批专家、教授和青年教师们， 以及后勤、建筑、技术人员，为北京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学校的发展和党的建设需要，经批准，1954年11月27日，北医成立党委。1955年4月，北医第一次党代会隆重举行，曲正为书记，彭瑞骢等任副书记，并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建立了党的领导小组，曲正为组长，成员有阎毅、马旭、彭瑞骢等，领导学校工作。1956年，正式确立院党委对学校实行全面领导。同年4月，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再次强调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向科学进军。北医院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彭瑞骢与主管业务的院领导深入课堂、实验室、研究室，向专家学习，提升专业知识、熟悉业务工作规律，为做好管理工作创造条件。特别是当时中央领导鼓励作为管理者的领导，有条件的也应攻读副博士学位，对此彭瑞骢深以为然：“回想自己刚从北医毕业后，就在钟惠澜教授指导下做临床医生，钟教授强调临床实践的重要，给我压担子，要我管十多个病人，并要求病床周转快，病人住院不到两个星期就得出院。遇到要抢救病人时，更忙得上下楼梯时还得拿着手摇机数病人的血球！开夜车，结合病人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准备教学，是家常便饭。从事医学教育而自己不了解医学是不行的，要真正了解医学，必须通过自己亲身实践，才能真正懂得哪些是重要的。”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彭瑞骢决定选择一门专业系统学习。考虑到原来从事的公共卫生学必须经常到现场调查研究，自己身为医学院领导之一，难以做到这一点，便选择了学习生化专业。他通过听高级生化课、做生化实验等，积极学习专业知识，深刻体会到：“作为领导，如不深入学习有关专业知识，那么做管理工作就难以恰到好处。”

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激发了北医教研人员和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北医科研工作全面开展起来。特别是广大青年科技人员，纷纷制定红专规划和向副博士进军的努力方向，积极参加科研工作。为此，彭瑞骢等及时组织包括马文昭、臧玉诠、刘思职、林振纲、沈寯淇等教授在内的专家小组，对各科室的长远科研规划和1956年具体科研项目进行了审查，并特邀前苏联专家费德罗夫参加，最后确定了108个科研项目，作为全院1956年科研计划，上报卫生部。

虽未全部落实，但全院科研工作大有进展。到 1957年上半年，全院共完成论文130多篇，包括基础、临床、药学、卫生学等方面。

北大医学院建院之初大力发展学校建设和基础学科，但对附属医院的建设没有经验，重视不够。1958年，卫生部将人民医院、中央直属的平安医院和北京市第七医院划拨给北医做教学医院，这样北医才建立起完整的教学和临床体系，建立了培养一个合格医生应具备的硬件体系。同年，在彭瑞骢等校领导的组织下，学校决定从北大医院每个科室抽调三至四名骨干医生组建北医三院。这一时期，北医建立了“三基、三严”制度（“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三严”即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注重住院医师培养，建立了骨干团队。同时，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体现在走基层：在暑期下乡考察，组织抗梅队（治疗梅毒），到青海、内蒙古进行社会实践。

彭瑞骢带领北医人在基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医学教育的创办模式，北医在大家的奋斗中茁壮成长起来。

艰难浩劫时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各种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学习、改造运动几无停息。“三反”“五反”“批评胡风”和“肃反”“反右”之后，又开始“双反”，在北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彭瑞骢都是北医党委负责人之一。他在频繁的运动和激烈碰撞的思想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着学校的建设，有过失落，有过迷茫， 也有过失误。正当他努力研究医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如何加强党对工作的领导，保证学校中心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北医进入了 60 年代，“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袭来。

1966年“文革”开始。运动从思想文化领域的“破四旧”开始，很快就发展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夺权斗争。随着北京市委的倒台， 北京各级机构相继瘫痪，北医也不例外。看着社会动荡、国家无序，彭瑞骢心急如焚却无处使力。没有了上级党委，也就无从知道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他只能每天骑车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看大字报，这成为他了解社会最新动态的唯一来源。

同年5月，卫生部工作组进驻北医，宣布接管北医党委。6月13日，针对彭瑞骢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医校园里。6月19日，卫生部工作组宣布正式对彭瑞骢进行隔离审查，定性为“敌我矛盾”， 对其进行管制，彭瑞骢成为北医第一个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安上了“黑帮分子”“日本特务”“走资派”等罪名，重要原因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前，地下革命斗争中他与刘仁的关系。从此，彭瑞骢开始了八年的审查、劳动改造生涯。

1968 年，“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医。同年9月8日，“北京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开始了“斗、批、改”。每个教研室开批斗会议，彭瑞骢都是主要的靶子，学生开班会，也要拉他当批斗对象。运动初期，他真诚地检查自己，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是否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可是斗争逐渐升级，批斗内容波及愈广，甚至涉及人身攻击，有时一天就要遭受三次批斗，对彭瑞骢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为保持自己的精神面貌，彭瑞骢不间断地早起学习和锻炼，却被说成是向群众示威，他只得苦笑说：“同样一件事情，你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会完全不同。对人必须全面了解，正确分析。”

1966年9月，彭瑞骢第一个“走进”北医的“牛棚”——实验动物部，彻底失去人身自由，不允许上班，也不能回家。同住“牛棚”的还有刘波、吴静、马旭、王悦玲、刘琦、金宝善、朱章庚等北医党委常委及知名教授。那时彭瑞骢白天被批斗、进行劳动改造、学习革命文章，晚上回到“牛棚”就读书、思考，为此他将自己北医宿舍的书都搬到了“牛棚”。从 1966年9月到1969年9月的一千多天“牛棚”生活，看书成了彭瑞骢度过苦难时光的唯一乐趣。

1969年9月，彭瑞骢被下放到江西永修北医的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劳动时，他的特点是能吃苦耐劳。人们说他是“早出晚归，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的人”，他“扛大个”背大米，一背就是二百四十斤。干校的生活枯燥疲惫，但彭瑞骢却努力找寻些许的乐趣。他借来《鲁迅全集》认真研读，也通过看同班的铅印厂工友们对弈学会了下围棋。

1972年冬，江西干校关门，彭瑞骢与其他下放劳动者一起搬到了河北省的茶淀农场继续劳动。作为“五七战士”，他被安排到茶淀的河北槐店村插队，与当地的村民“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原本只会做教育的他在茶淀学会了赶大车、耪地、把麦子、抡钐镰，缺衣少食的生活他并不觉得难过，但工资被扣发，无法接济家中的父母妻儿却着实让他感到了生活的艰苦。彭瑞骢的母亲、岳父、岳母相继在“文革”中去世，妻子也受到挂牌批斗，四个年幼的孩子因为父母的“走资派”身份备受欺辱，这些让他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痛在心头。

“文革”末期，国家决定招收“工农兵学员”后，陆陆续续有一些教师离开，因为学校缺少教员，彭瑞骢也开始有机会回家探亲。1974年春，北医组织通知彭瑞骢回北医医教组上班。

经过八年的审查、下放劳动，经历了家庭的巨大变故之后，彭瑞骢终于又回到了北医这片他深爱的热土。

发展改革风

“文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北医也是如此。“文革”的八年，彭瑞骢虽然深受身心的折磨与痛苦，却没有一刻放弃思考。他反复回顾，认真思量，彻底破除了个人崇拜，信念更加坚定。同时，他认识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到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1975年，彭瑞骢作为党委书记开始在北大医院主持工作，逐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拨乱反正，用了近三年的时间，使北大医院医、教、研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976年，在担任北大医院党委书记的同时，上级要求彭瑞骢回到北京医学院主持工作。那两年，彭瑞骢上午在北大医院安排医、教、研的工作，午饭后又骑车到学校，体力、心力都付出很多。

在主持北医工作后，彭瑞骢反复思考如何建设北医，北医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北医要达到以及可能达到的高度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始终在他脑中思考着。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当时北医最严重的问题是人才的青黄不接。如何抓住改革开放的大机遇，迎接挑战，促使北医发展，尽快培养人才，成了当务之急。

197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创刊号刊出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 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生产力的革命。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中，彭瑞骢带领北医人积极参与。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北京医学院开始拨乱反正。

1978年4月，彭瑞骢作为北医院党委副书记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彻底否定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他回到学校传达了会议精神，为北医广大知识分子摘去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并积极投入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只要是他参与领导或做过的错事，不论自己是否担任了“主角”，一律不予推诿，逐一认错改正，赔礼道歉。彭瑞骢责己以严，待人以宽，他以亲身受过磨难的人的真情实意，向一个又一个蒙冤人道歉，安抚他们心中的创伤；又能豁达大度地对待曾在运动中错误地对他进行攻击诽谤的人，令人折服；更能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魄，心地坦荡，有错即改。他对1957年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冤、假、错案，都一一妥善处理，予以平反。这一切，都为北医的复兴和再度辉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接着，学 校通过评定技术职称，晋升教授30名，副教授60名，讲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等684名，使知识分子的学术业务水平和从事专业工作的能力，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承认，极大地鼓舞着知识分子发挥专长， 提高教学、科研和医疗质量。

彭瑞骢与李肇特等在细胞楼前。

经过1977年至1980年三年的调整、整顿，1980年9月，北医召开了第六次党代会，会上彭瑞骢代表党委作了工作报告。报告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对北医的严重破坏，肯定了调整、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根据中央对重点高等学校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北医的发展方向是：稳定办学规模，以提高为重点，把学校建设成为教学中心、科研中心和医疗中心，把北医建成我国医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在20世纪80年代，努力使大学生的培养质量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尽快培养出相当数量的硕士生、博士生和专科医生。报告强调， 要发挥北医基础医学学科较强的优势，提高临床实验研究和预防医学的水平；加强社会医学、卫生管理学、医学教育和医学辩证法等学科的研究；对临床教学、临床实验研究，以及正确处理医、教、研的关系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大会选举了新一届党委成员，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彭瑞骢为党委书记。这次党代会标志着北医拨乱反正结束，迎来了建设现代化的北京医科大学新时期。

1980年的彭瑞骢，经历了“文革”前17年参与北医党政领导办学的锻炼，又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了大量的理论和哲学书籍，经过磨炼和反思，他用中国传统的文化“辩证”地审视过去的同时，又锲而不舍、学而不倦地注视着世界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他触摸着时代与科学发展的脉搏，以科学与哲学的思考，琢磨着如何规划未来，推进北医的复兴。

作为对北医进行全面领导的党委书记，彭瑞骢强调：“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党委书记的职责是要带领学校把握发展的方向，按照医学院校医、教、研特殊的规律办事。凡是涉及到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都要进行论证和集体讨论；主要抓自身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学校医、教、研的中心工作提供保证；要认真做好组织工作， 为医学教育事业培养干部和后备人才。要能总揽全局，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和单位情况，还要知人知己，知人善任，才能决胜千里之外。特别是在竞争、发展中要求取胜，必须要有设计思路，既要回顾过去阻碍前进的是什么，又要考虑切入点是否正确，能否持续发展。要以思路取胜，决策对了，不走冤枉路，发展就快！”他从“文化大革命”前有关四个现代化建设规划的科研十年赶超规划中吸取经验，明确了学科建设的必须，分别予以落实与支持。

在1955届同学会上的题词（王德炳教授提供）。

彭瑞骢认为：要全面考虑，提高医、教、研、人才队伍以及实验室的质量水平，立足国内，走向世界，而决不能满足于占据国内彭瑞骢认为：要全面考虑，提高医、教、研、人才队伍以及实验室的质量水平，立足国内，走向世界，而决不能满足于占据国内领先地位。为此，首先要派遣教师出国进修学习，使他们先得到提高。经党委决定、院务委员会多次讨论，立足全院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教研室的建设和梯队培养，选拔大批业务人员出国进修。至 1991年，先后公费派出1000多人次分赴美、英、法、德、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比利时、挪威、丹麦、荷兰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学习进修。进修的专业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肿瘤的生化、免疫和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免疫学、毒理学、环境保护学、药物化学、内科心血管学、儿科学、妇产科学、血官科学、肾病学、口腔医学、流行病学、卫生学、卫生统计学、卫生管理学及德语、英语、医学教育管理等近六十个学科。当时北医对出国人员的基本要求是：主要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发展趋势，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实验操作方法。临床科室人员进修的重点是临床实验室研究的先进技术方法和诊疗技术。对照国内外的差距和发展趋势，对出国人员还须知人善用，如对有些学科如心血管外科，须跨系、跨医院组建配套团队，出国学习完整的成套技术。绝大多数出国进修人员不负众望，学成回国后，发挥专长，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师资队伍的培养，以及对医疗改革和教学、科研、医疗质量的提高，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作为学校的主要领导人，彭瑞骢还抓住一切机会，注重开发卫生单位的领导人，如他在国际交流中，争取到了美国凯洛格基金会一个历时三年的国际卫生项目，派出王徳炳等三人参加到这一由 18 个国家 29 名成员参加的国际卫生领域领导层开发项目，日后这些项目的参加者均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医学教育与卫生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学校还派遣部分中老年专家教授到国外作短期考察访问，邀请国外专家来院兼职和讲学，或任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学术顾问等。据不完全统计，至 1991 年底，来校讲学的外国及台、港地区的专家达 4700 多人次。

彭瑞骢书记和马旭院长接待来访的日本学者。

彭瑞骢书记接见外宾。

创新与实践

20世纪80年代卫生事业的改革兴起，彭瑞骢把握时代要求， 积极在北医建设卫生管理学科。为提高与加强卫生行政部门与卫生单位的科学管理水平，彭瑞骢积极按照卫生部的决定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医筹建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现为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经过三年建设，该中心已设置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卫生经济、健康教育、医院管理、工业卫生管理、人口与卫生法学等六个教学、研究室，教职员近四十人，并在国内外聘有兼职、客座教授十余位。在教学方面，具备了从事卫生管理专业大专、本科、硕士学位研究等多层次学历教育和不同层次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在职干部培训能力。培训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对此彭瑞骢十分重视，坚持走理论与实践、国内培养与派出国进修相结合的道路，使培训中心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彭瑞骢不仅领导了这个中心的建设， 并且身体力行亲自参与其中，他虽身负繁重的学校党政领导工作， 仍专门抽出时间为卫生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卫生管理学的绪论、卫生政策等课程。他积极支持举办卫生事业管理专业骨干师资班，并在举办骨干师资班的基础上，作为主编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学》，这本书被行政主管部门推荐为卫生管理专业的教材和卫生管理干部的主要参考书，一直沿用至今。

1991 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夫妇访问第一临床医院（右二为彭瑞骢）。

20世纪80年代，是彭瑞骢第一个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概念传播到了中国，指导卫生改革与发展。他说：“1946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开头便写道：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人们一再强调生物科学对于医学的决定性意义，并且创用了‘生物医学（Biomedicine）’这个术语。生物医学模式便成为进展迅速的现代医学的标志和核心。”彭瑞骢运用他渊博的学识，为大家阐明了有关的概念和理论，并积极支持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研究和应用。他指出：“生物医学模式是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近百余年以来，一系列重大科学进展的辉煌成果，众所周知，从医学本身的发展和医疗保健的客观社会需要来说，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传染病、寄生虫病、营养缺乏病，已经不再是威胁人们的主要疾病，它们在‘疾病谱’和‘死因谱’中所占的地位己显然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与心理性、社会性因素有关的疾病显著增高。以目前头三位死因的心血管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病来说，都包含有心理紧张、吸烟、环境污染等心理社会因素在内。至于公害病、交通事故、自杀、吸毒、酗酒、饮食过度、因犯罪率升高和‘家庭瓦解’以及其他种种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因性疾病的广泛发生，则更主要来自心理社会因素。从整体来说，必须把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发展成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从生物、心理和社会学三个方面，而不能从生物学一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以及社会的医疗保健措施。”他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种现代医学的构成，对于改革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改变医务人员和医学生的知识结构，促使医学联系社会实际，促进卫生管理、卫生法学和卫生经济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后，北医心理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医院管理、健康教育、卫生法学等教研室的建立，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部的设置，都体现了彭瑞骢等北医人积极的理论思维，促进了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现在：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已在人们心里扎根，而且愈来愈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革，对提高医疗质量和加速临床医务人员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彭瑞骢书记（右）和魏颖副校长在讨论重点建设项目。

1991 年，参加美国哈斯汀中心“医学目的”讨论（右三为彭瑞骢）。

新中国的卫生建设始终坚持了面向大多数人的方针，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国际所公认。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拉开了距离，一度缩小了的差距又有扩大的趋势。这个差距，在健康水平和享有卫生保健方面也十分突出。在卫生建设方面如何做到公正，以及防止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样， 这一问题也始终困扰着国际社会，并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大力推行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所通过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宣言，以解决全球存在的“卫生有”与“卫生无”的这种不公正的状况。1982年起，彭瑞骢多次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与国内合作举办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研讨班和有关活动：1985年，他随陈敏章部长参加了在前南斯拉夫召开的有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领导层开发”的研讨会；1986年参加了在印度召开的有关领导开发的“智力资源”研讨会，和在日本召开的医学教育调整方向（面向初级卫生保健）的研讨会；1987年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技术转移（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研讨会；1988年参加了在前苏联旱加召开的阿拉木图宣言十年总结，以及在日内瓦40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时的专家讨论会——加强对初级卫生保健的领导。彭瑞骢根据这些会议精神，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在我国推行初级卫生保健做了大量工作。如受卫生部的委托，1986年，在北医成功举办了“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领导干部研讨会”。与会的有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介绍泰国和南斯拉夫的经验；有北京、黑龙江、山东、湖北、安徽、江苏等六个省市的政府负责人（副省长或秘书长）；各省的医学院院长、公共卫生学教授、省卫生厅厅长、医政处处长、省卫生防疫站站长；各县的县长、卫生局局长、县医院院长、县卫生防疫站站长等。通过五天紧张的讨论，既使与会者提高了对初级卫生保健的认识，又及时吸取了国际上加强领导的经验，提出了实施方案，成为在我国推动与实施初级卫生保健的一个里程碑。

1998年6月，彭瑞骢出席“北京医科大学、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意向声明签字仪式”。

医学辩证法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想。”

伟大的实践必须有伟大的理论做支撑。1956年，彭瑞骢参加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远景规划制定活动，深受启发。

20世纪60年代，彭瑞骢在北医抓科学技术革命，在实践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急需理论上的指导，于是他找了冯传汉、李天霖和杜水伯等人，联合撰写了一篇《预防为主的哲学思想》，发表在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学报》上，笔名“冯天水”。当时也讨论过临床思维中“撒大网”“大包围”的问题，认为这是当前医生的社会责任感不强，直接导致医疗费用昂贵的重要因素，但是彭瑞骢却认为这些现象要提高到理论高度、哲学世界观层面上才能解决问题，于是萌生了成立一个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的想法。

1957年，由于对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辩证法的兴趣，彭瑞骢经常去中国人民大学旁听相关的课程。随后接踵而至的各种运动和“文革”浩劫无情地打断了他学习的进程，却没有阻止他对事物规律的思考。“文革”中，彭瑞骢学习了大量的理论和哲学书籍， 一直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辨证”的方法审视过去， 关注着世界医学科学发展的动向，琢磨着如何规划未来，推进北医的发展。

回首建国后北医的曲折发展之路，彭瑞骢深深反思：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甚至是青年学生被错划了“右派”。这种不适当的政治干扰必然会给事业发展带来深重的负面影响，而当时自己作为北医的领导人员之一，没有能够顶住来自某些方面所谓的“北医抓不出右派”“要在教授里抓大鲨鱼”的压力，对学校学科建设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痛心的是自己在理论思维上出了偏差，只“唯书”“唯上”，而不“唯实”。寻根溯源， 关键在于自己能否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善于观察、调查研究、勤于思考与分析，既要敢于领导，又要谨慎决策。

彭瑞骢认为在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对北医来说，首先要组织医、教、研各科的学术带头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才能遵循一般学校教育的客观规律性，以及医、教、研各自的客观规律性做好学术上的“领头羊”。这一举措，受到北医乃至协和医学院的老教授们的拥护和积极参加。彭瑞骢也每次参加学习和讨论，从中受益匪浅。早在1980年，冯传汉教授就提到：“一个学校要知名靠什么？主要靠一批国际上有地位的知名教授（冯教授形象地把他们称作桥牌中的“王牌”）和有关学科建设，这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做到，但是当前就必须努力去做，这样在本世纪末，北医才有希望成为世界著名学校。培养中青年一代是当务之急，我们这一代人应考虑的是促使学科走向世界，支持中青年上去，不要考虑个人出多少成果，有多大名气，要关心的是学科集体。”而且，冯教授提出：学校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一辈子，帮助其树立良好的思想作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他“王牌”教授如北医著名的“三王”（即北大医院内科教授王叔咸、生理教授王志均、药学教授王序） 在学习和讨论中也常会提出一些有利于办学的指导思想，成为彭瑞骢心目中学习医学辩证法，研究医学教育，推动北医医学科学发展的亲密战友和“关键人物集体”的重要成员。

彭瑞骢提出，顺应科学发展的规律，考虑长远规划的设计和进程， 要着重调整体制结构与建立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紧抓培养青年医学科学工作者，才能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对北医的改革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还需要从有关学科的现状、科室及有关人员的观念上去分析，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去考虑解决问题：如对北医占优势的重点研究所和科室，如北大医院的泌尿外科、人民医院的血液研究所等，必须给予必要的支持。为鼓励广大医、教、研人员攀登医学科学高峰的积极性，彭瑞骢等人又策划、组织在北医设立了桃李奖、名医奖、伯乐奖等奖项，受到了师生的良好反响。

校务委员会主任彭瑞骢为杰出校友姜泗长颁奖。

1979年12月，由彭瑞骢等主持，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积极学习医学辩证法的医学科学工作者们，联系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从理论上分析和论证了我国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同时发展的必要性，并为卫生部采纳。既纠正了1958年北医在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的“抛纲”中不切实际地提出的所谓“迅速地做到中西医合流”的规划错误，以及在具体工作上要求过高、过急的缺点，同时批驳了社会上一股所谓“活学活用” 式的简单化的“创新医学派”的思潮，使医学科学工作者走向系统探讨对医学具有指导作用的医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的学习和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为倡导以马克思主义哲思想指导医学科学的发展，他在北医政治理论教研室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学组，并亲自给研究生开课。1979年6月，吸收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第一线工作的几十位专家教授、教师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成立全校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推动了北医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把它应用于指导教学与科学研究实践。1984年，彭瑞骢主编的《医学辩证法》出版，他在绪论中写道：“医学辩证法是在总体上研究医学科学，在总结医学科学成就、探讨生命活动和疾病过程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医学科学中的思维方式问题，以及防治疾病、促进健康和医学科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医学辩证法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与自然辩证法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它用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医学的发展规律和医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1986年，这本书被卫生部确定为医学生选修课的推荐教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吸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彭瑞骢特别注意到了卫生改革与发展总体思路的研究，积极参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活动和研讨。他曾参与并组织过多次有关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研讨会，发表过不少篇有关卫生事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文章。90年代初，他参加了卫生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纲要的起草组。1995年后，他积极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起草提出建议。近些年来，他多次参与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讨论，并参与有关的课题研究。他既能从国内外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又能联系中国实际，从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全方位、多角度地考虑和研究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思路。他的那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论述深得人心。

伉俪儿女情

彭瑞骢的爱人卜毅出生于北平的一个富裕的大家庭，少时生活优越。在学生时代，她看到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人民深受苦难，心中的正义感驱使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卜毅于1943年开始参加抗日活动，同年去了解放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瑞骢全家福，右上为妻子卜毅。

彭瑞骢和卜毅是在阜平城工部共同工作时认识的。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再次见面，不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当时的城工部部长刘仁很关心他们的生活，1951年，从组织上安排他俩结婚，从此开始了两人56年的相守。

1953年，卜毅调入国务院燃料工业部电力设计院工作。1954年，她作为调干生到清华大学读书，毕业后在华北电力设计院担任副总工程师、副院长。期间，他们陆续拥有了四个孩子：长子彭军、次子彭红、三子彭小聪、小女彭嵋，一家五口和乐融融。

可彭瑞骢一家安静生活的美好愿望，随着“文革”的开始，像陡然坠落的玻璃球，碎了满地。

1966年，彭瑞骢被卫生部工作组定性成“敌我矛盾”后，就被管制起来，不允许回家。卜毅也受到牵连，再加上抗日时期与刘仁的上下级关系，也被关进“牛棚”达三年之久。无辜的孩子们一夜之间成了地、富、反、右的“黑五类”子女，受尽歧视和侮辱。1969年， 年仅15岁的长子彭军被中学安排前往黑龙江建设兵团务农，一呆就是八年，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黑土地。因为背着“黑五类”子女的罪名，只能干最重的体力活，直到1977年才回到北京。老二

彭红1970年到北京油漆厂工作，没日没夜的纯体力劳动也是一干八年。三子彭小聪1975年就到北京延庆插队。女儿彭嵋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刚刚三岁，造反派抄家吓得她直哭。彭瑞骢年事已高的母亲、岳父、岳母苦苦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还要经常受到红卫兵的欺扰，相继在“文革”中去世，彭瑞骢甚至没有来得及送他们最后一程。

卜毅白天被批斗，晚上才能回家尽力保护年幼的孩子们，她在回忆文字中写道：“1966 年‘文革’开始，家庭突变，孩子们不知所措，老大时常发愣，老二扶着外婆的肩诉说没吃没穿，老三从此就没了笑容，小女彭嵋只三四岁，常常被人欺负，被辱骂为‘狗崽子’。”彭瑞骢也坦言：“回顾孩子们的成长历史，他们的童年我忙于北医的建设；他们成长的年代，我被隔离、下放，有十年缺位。等我从干校回家时，三个男孩子已经下乡、工作，只有小女儿在家读书。反思对家庭，对我的母亲，对我的岳父、岳母，对我的儿子们， 我只有深深的内疚和遗憾，但是时光终究无法倒流。”

卜毅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迫害，从“牛棚”回来的时候头发已经全白了，精神也受到很大创伤。好在孩子们在“文革”结束后凭借自身的努力纷纷考上了大学，后来又相继出国留学，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了建树，这让彭瑞骢和卜毅备感欣慰。

卜毅女士于2007年因病逝世。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因脑出血在病床上躺了五个月，彭瑞骢每天守候在病床旁，陪她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小女儿彭嵋这样评价自己的父母：“母亲的一生，是感性的， 敢想敢干，有爱有恨。而父亲则是位哲人、思想家，充满智慧。他的爱表现在他对家人的宽容、理解和支持。他对北医，也可以说对中国的医学界，投入了他毕生的心血。为此，他也牺牲了许多小家庭的利益和对我母亲愿望的满足。父亲几十年如一日专心从事北医的建设和发展，他是个善于思考和探索的智者。”

“北医掌舵人”

岁月穿梭，世纪轮回，然而于彭瑞骢不变的是他对医学教育的一腔赤城，尽管退休多年，尽管年事已高，他的心依然紧紧地拥抱着北大、北医。九十高龄的他依然关注着社会，关注着学校，关注着医学的发展。依然不断地学习、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医学教育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2000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那一年，北京医科大学八十八岁，那一年彭瑞骢在北医工作六十年；那一年，作为1940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的他“转身”又回到了母校——北大。彭瑞骢对于北医人属“高山仰止，望其项背”的前辈，不仅因他的年龄，更因他的思想、人格。他实事求是做事，两袖清风为官。他的精神是一面旗帜。这也是北京医科大学时代人们喻他“北医舵手” 的原因。

历史需后人评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作用大小，自我认知是一方面，而身边的人或与其共事的人去评说或许更加客观。

彭瑞骢在王杉院长陪同下参观人民医院。

王德炳（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原北京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我作为老彭同志的学生，是在他的教导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1955年考入北医，当时老彭是北医党委副书记。1980年他做北医党委书记，一直到1993年。这在全国高校恐怕也没有先例。

老彭同志对于北医的贡献应该是全局性的而非具体的。第一是明确北医的定位和奋斗目标。在1986年北医第七次党代会上，学校把建设国外知名、国内一流的高层次、多学科的医科大学确定为奋斗目标。老彭跟我们讲，北医不是跟国内竞争，主要是国际上的竞争。我们记住他的教导，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第二是领导班子建设。他一直讲，领导班子建设应该是老中青三代相结合，滚动式地换届，不是说上来一个主要领导，原班子就全部“换血”。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对于北医长期的、稳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北医党的领导班子始终坚持着和谐的民主集中制的气氛，这点对于北医的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是学科建设。他多次强调，北医要有重点学科，同时还应该有一般学科。内科、外科对于医院和医学教育是不可缺少的，一般学科也应该重视。同时还应该有新型学科，有些学科现在看不出来，但它是有发展潜力的。他认为，作为一个大学来讲，重大的教研室或系，或者医院的重大科室，对于促进学校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党委要对其加强管理和建设。

第四是重视学科梯队的建设。他始终重视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于学术带头人的培养。老彭和我们经常去学院和二级单位摸底，与各医院院长一起，梳理出各院的学术梯队，做好人才储备，这对北医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第五是老彭同志对于医学教育和医学体制的改革有独特的见解。他对我们说，学校的正校长首先要抓医学教育， 因为这是全面性的工作，否则他不可能对北医有全面的了解。老彭善于用哲学的思想思考医学教育问题：提出医学的目的是什么，医学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进而提出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的整合问题。并且前瞻性地提出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在他的领导下，北医成立了社文部（今天的公共教学部前身），这在当时的医科院校是少有的。医院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当时卫生部有同志提出医院应该市场化，老彭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医院应坚持其公益性而不能市场化。

吕兆丰（首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北医77级临床）：

从彭书记的九十寿诞会上出来，心里还是很不平静。

老书记最后发言，从新中国成立后北医经历的各次运动讲起，说了许多运动中的体会，特别说了许多运动中的教授们和教师们。我不知道别人听懂了没有，我听懂了，我也明白了老书记特别嘱咐我们几个来参加的含义，他想以这样一种形式，嘱咐我们这几个晚辈的“一把手”，在各自学校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掌握好党的政策！所以我很感动， 我为这个老共产党人的一份执著而感动。

听老书记讲话很有意思，得会听，不会听的人听不懂。我第一次听老书记讲话是在我们年级的毕业典礼上，他讲了人才成长的问题，讲了社会责任的问题，我记忆最深的是，他讲到一个学校对学生不仅仅负责一阵子，而是应该负责一辈子，就是教会学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和本领。他讲得很快，跳跃，但是如果跟得上就会感到思路很清楚，问题的论述逻辑性很强，这是我后来捉摸他的讲话后体会出来的，当时是拼命跟着想，没抓住头绪。到我后来工作以后，有机会经常听到老书记的讲话，或者是谈一些问题，这种感受就更深了。老书记并不是把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都描述出来，点到，剩下的你要思考，然后你就明白了，那真是一种思维的培训。每次听老书记的讲话或讨论问题，都是一种享受般的收获。

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90年代中后期，老书记上班一如既往地骑自行车，而且来得非常早，因为我到校也早，常常在停车时碰到一起。我有时候就说：“您这么大年龄了，别骑自行车了，万一磕着碰着就不好了。”老书记笑着说：“能骑车就不老，能骑车就不会老。”我听明白了，老书记在告诉我，生命在于运动。后来，有一次老书记确实摔着了，虽然不重，我坚决地请他不要骑车了，也嘱咐校办如果老书记要来学校必须派车接，这大概是老书记不再骑车的时间点。

再有一件事对我也教育很大，那是在90年代末期，讨论北医并入北大的问题，时任国家教委主管副主任要来北医开座谈会，通知我参加。我当时作为北医校领导之一，而且从 1995 年开始就和北大教务部的同志们合作，所以我就一直想弄清楚并校对北医发展的意义。出了办公楼门，正好看到老书记要走，我就过去问这个问题，他想了想说：“学科借力不仅在并校，教育借力确实事在人为。”当时虽然理解了一些，现在过去十多年了回想起来，其实老书记当时就把并校的意义和应做的事点拨清楚了。

李立明（协和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原北京医科大学校长助理，北医77级公卫）：

华夏中共育精英，国立北大留美名；

北医小平滋百感，德高望重有彭翁。

年高九秩多阅历，运筹帷幄育人经；

学科学术常引领，难得糊涂北医星。

——作于贺彭书记九十大寿会现场

韩启德（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原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

高山仰止。彭瑞骢同志在北医工作七十三年，为北医各时期发展、为北医优良传统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北医人敬爱彭老，以彭老为楷模，热烈庆贺彭老九十岁寿辰。祝愿彭老健康长寿。晚辈韩启德。

——为彭瑞骢九十寿辰题词

2012年春节团拜会，韩启德与彭瑞骢交谈。

教育一席谈

2013年8月22日，因蔡元培奖，我们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病房采访了尚在住院的彭瑞聪。难得见到老书记，看他精气神尚好，我们与他聊了起来，内容涉及高校改革、大学教育、人才培养、医患关系、个人兴趣爱好等。超凡的记忆力和睿智的思想出自九十高龄的老人，让我们叹服！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一切了然于心中，刚吃过早饭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小桌前的老书记和我们娓娓道来：

蔡元培先生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他参与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教育框架。所谓现代教育，是区别于之前的科举及一般的文化教育。蔡元培先生是典范，是大师。获得“蔡元培奖”这个荣誉必须得配得上才行，从这点来说，我自己所做的微乎其微，尽管在大学工作时间很长，但我直接跟本科生、研究生面对面的教学不太多。得“蔡元培奖”我很高兴，对我来说是一种鞭策，也是一个总结，也激励我今后继续为北京大学医学教育作贡献。蔡元培老先生在中国教育领域有很高的成就，北大之所以兼容并包，能够在中国文化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跟他确定的北大的办校方针是分不开的。而北医距之有距离，我个人的距离就更大了。

说到大学教育，我个人体会而言，作为大学、特别是医学院校， 最重要的是培养出的人才要能够解决本国人民的需要，为老百姓服务；还要在医学发展上做出里程碑式的业绩。当然这是非常难的。

对于大学教育，我是在“文革”之后才有更深一些思考，以前仅仅是很肤浅的认识、朴素的想法，没有系统地研究、考虑过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虽然是个教员，但工作还是偏于教学，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也是很遗憾的事。人类文化最高的集成、发展地就是大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从历史上来看，现代化大学起的就是这样的作用。中国现代化大学应起的作用还很有限，还是在摸索中前行。

中国的医学教育存在一个很大弱点，那就是对中医研究的缺失。一个国家、民族应该对自己的传统医学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而中国的医学教育则完全摆脱了中医的基础，不去研究本民族的文化结晶。藏医用的矿物药多，中医用的中草药多。藏医的经典是《四部医典》，高明的藏医都在喇嘛庙里。达赖喇嘛庙是西藏最高文化的集中地。现在大家认识到了，中医是中国传统医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传统医学的瑰宝之一，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可思考的方面很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文教育。大家都讲“医乃仁术”。医学本来就是一个与人类福祉有关的事情，关系到人的生命与健康，医生主要做的是这个事情的一部分，属于生命范畴。现在医学（包括其他很多方面）在人文精神上都有缺失，多把医学当成一门技术来看待，而不是关心人生命健康的职责。医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临床教育，而我们在临床技术教育上一直也存在欠缺。我觉得八年制还是适合医学生的。医学教育发展得快，以前医预是三年、四年，现在西方国家是念完一个大学再上医学，有个医学前的教育。原来的“医学教育”就是师傅带徒弟，我们有些医生是正骨、推拿出身，是个技术活，没有科学基础。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提出医学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医学教育的一大进步。同样，把毕业后教育纳入到医学教育里，应该说也是一种进步。现在医学教育在临床实践能力方面有加强，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医学生、医生来讲，医乃仁术，无德不医。学校只能教育你认识是非，但是社会太复杂了。你要是想拿学医当敲门砖去赚钱的话，那就别走进来，别来学医，此路不通。对于学校、老师来说， 只能这样教育，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像金庸小说里的那样“逐出师门”。我当时对我的研究生说做学问要做好一辈子清贫的思想准备，你如果不想走下去的话，那就提早退出，想发财去做别的行业。在做人问题上我们绝对不能含糊的。

对于特别想做官的人我是很排斥的。你要做官必须因为是想做事而做官。一个人若为做官而做官，那就太危险了。选干部很重要， 我的标准就是看你为什么做官。

人才的正向流动是正常的。反之可能要反思我们育人的土壤。我希望北医办成中国的哈佛。北医如何发展？首先要看领导如

何想，领导想怎么发展，这是很重要的。然后是组织队伍，人才是最重要的。北医想要办成哈佛，任重道远。

我平时爱看金庸小说和卫生政策的相关书籍，还喜欢下围棋。看金庸小说的心得是无论干什么工作，下了功夫都会有帮助。《倚天屠龙记》里面最重要的是《武穆遗书》，岳飞布阵，不是单打独斗，得靠团队。因此工作中团队合作很重要。比如一个外科医生的成长，需要其他外科大夫给他提供相应的机会，需要老中青相结合整体发展。我现在对跨学科的研究特别感兴趣，比如卫生经济学，它有好多派，哪一派是正确的，它的系统框架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要把这个问题开放来研究，反而能得到一些结果。做学问和做人都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我的养生体会，中医养生学包括生理养生和心理养生，心理养生是更高境界的。以出世的精神看待世俗的事，以入世的态度做好当下事。要看破世俗，但是还是要做人间之事，还是要为人类谋福利，不要过多考虑个人得失问题。

2015年1月7日，彭瑞聪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