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46～1949年北医并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期间出任院长，也是 1952 年北京医学院独立建院的首任院长；

他是著名的皮肤性病学科专家，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做出重大贡献；

他不仅将毕生献给了医学事业，他还留下遗嘱：“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凡以我个人名字的存款，一律交北医党委补助皮肤科的科研经费……”。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凡刚刚踏入北医的学子们都会在庄重的开学典礼上宣誓之后，来到解剖标本展室，“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还在耳畔萦绕，他们向一副伫立在玻璃柜中的完整人体骨架鞠躬致意。这副永久地、完整地为教学所用的人体骨架，正是医学教育家、著名的皮肤性病学家—胡传揆院长。

立志学医，以求富国强民

胡传揆，字子方，1901 年 4 月 1 日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博览古代医书，钻研医术，经常免费为亲友和邻里治病，声名广传。受父亲“为人者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治国致富，治病强民”的思想影响，少年胡传揆立志学医。父亲曾送给他一对钢镇尺，并亲自刻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两行字来激励他，警示他。几经战乱，钢镇尺虽已遗失，但这些字句却烙刻在他脑海中，成为一生践行的座右铭。

1927 年的胡传揆教授

1913年胡传揆12岁时，只身离乡，考入武昌文华中学，这是一所英美基督教合办的学校，管理非常严格。在武汉的6年生活，他目睹了洋人的横行霸道。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临近毕业的他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许多同学那样报考外国公司、银行等部门走“升官发财”之路，而是在父亲的支持下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为实现两代人的人生理想。

1919年秋天，胡传揆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班，成为全校21名佼佼者中的佼佼者。他读书刻苦，就连上厕所的时间都用来读英文和各种文献，周围的师生都为他的勤奋所感染。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时，胡传揆不仅在专业成绩上名列前茅，而且说一口连外籍同学都赞叹不已的纯正英语。经过3年预科、5年本科的艰苦学习，到1927 年毕业时，当年预科班同学仅剩下4人。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外科等科室主任都想留下他。然而，胡传揆却选择了皮肤花柳病科。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时的胡传揆教授（第二排左三），第二排左二为诸福棠教授，后排左一为吴朝仁教授，前排右二为吴朝仁教授夫人。

当时选择专业，实习过程中的许多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在实习时，每天看到前来就医的许多头癣、梅毒患者的痛苦，看到医院里洋大夫对这些病人的歧视甚至辱骂，想到和贫穷、愚昧以及不良习惯等紧密相连的皮肤病、性病普遍存在于旧中国的各个角落，而当时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时，胡传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皮肤性病学科——这个不被他人重视和理解的职业，并由此贡献了他的一生。

1927年胡传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并于1930年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7 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时的胡传揆教授（后右三）， 前排右三为吴朝仁教授夫人，左一为诸福棠教授。

1929 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时的胡传揆教授（前右三）， 前右二为吴朝仁教授，第三排右一为诸福棠教授，后排左四为钟惠澜教授。

潜心科研，探索疾病难题

获取博士学位后的胡传揆谢绝了各医院的高薪聘请，留校潜心于皮肤、性病的研究。20 世纪20年代末，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京津郊县许多人得了一种皮肤病。胡传揆与协和医院皮肤花柳病科主任、美藉教授付瑞士（C.N.Frazier）合作研究发现是缺乏维生素A引起的，补充维生素A则皮肤病变可消退1930年在丹麦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皮肤科学会上，胡传揆宣读了他的论文《维生素A缺乏性皮肤病》。这是世界上第一篇论述维生素缺乏引起皮肤、黏膜病变的论述（至今仍被国内外文献广泛引用），在世界上引起极大轰动，受到当时在丹麦召开的世界第八届皮肤病学会的高度评价。世界皮肤科学者们都纷纷采用了他们的理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邀请胡传揆专程到学校讲学，并把他的论文编入《皮肤病学》一书中。维生素A缺乏性皮肤病的研究，在医学领域中树起了一座里程碑，而且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医学科学工作者的智慧和能力。

旧中国头癣患者随处可见。患上这种病的人不但头部散发出恶臭，而且会留下永久性疤痕。为了找到疗效高、价格便宜的药物，胡传揆等用醋酸铊进行了研究。这种药物有剧毒，稍有不慎就有致命之忧，经过多次毒性试验，终于找出了既有疗效又安全的剂量。胡传揆到两个孤儿院为360余名患儿诊治头癣，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观察，绝大多数患儿都痊愈了。1932 年，他发表了《用醋酸铊治疗头癣的观察研究》等论文，受到学界广泛认可，这一疗法一直沿用到灰黄霉素问世。

1930年，胡传揆开始对麻风杆菌进行研究，并发表系列文章。在美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进修期间，胡传揆分离出梅毒螺旋体中国种，并与外国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对比观察， 有关论文得到了国际会议的好评。此外，他还对包括雅司螺旋体在内的螺旋体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动物实验，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为寻求治疗性病的有效方法和措施， 胡传揆把极大的精力倾注于梅毒病的防治及雅丝螺旋体性质的研究上，并做了大量动物试验。在各类试验中，他成功地在多种梅毒病变组织中找到了梅毒螺旋体，揭示了梅毒螺旋体是近关节结节的病因，对梅毒螺旋体的致病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为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1932 年到1934年，胡传揆负笈美国，进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进修。在纽约罗氏医学研究院的 Brown和 Pearce研究室， 继续研究梅毒螺旋体中国种的分离工作，并和外国种进行对比，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他还先后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权威性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8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引起世界同行的高度关注。

1932 年的胡传揆教授

他回国后任协和医院皮肤花柳病科教师，同时应旧北平市卫生局局长邀请制定计划，为消灭梅毒而四处奔波，但性病患者却有增无减；他深入孤儿院和社会底层，用价廉效高的醋酸铊治头癣，但贫苦百姓的健康状况仍然日益恶化；冷酷的现实和长期的医疗实践使胡传揆深深地体会到，梅毒的发病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变，妓院不封，再高明的医术也不能根除病源。

研究与治疗结合，全力消灭性病

1939年，胡传揆再次赴美，到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进行梅毒螺旋体的实验研究。1940年回国在协和医院升任皮肤花柳病科副教授。

珍珠港事件后，协和医院被日军接管。1942年至1945年间，他和诸福棠等名医一道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自行开业，为普通百姓和劳苦大众服务。抗日战争的胜利，胡传揆对未来的国家充满期待，但是很快内战开始，他的老师付瑞士教授写信邀请他去美国从事科学研究并允诺给予优厚的物质待遇及教授头衔，胡传揆谢绝了，他在回信中说：“我是中国人，从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国内条件再差，我也要努力干到底，决心为国人效劳。”1945年，胡传揆应邀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1946年又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继续从事对皮肤、性病学的研究和治疗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胡传揆得到了人民政府的信任和重用。1949年7月13日， 他参加了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筹备会， 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的接见。当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北京市人民政府为根除性病这个社会痼疾， 决定封闭妓院时， 特请胡传揆参与研究和制订了严谨、有效地治疗梅毒病及其他性病的方案和具体措施。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妓院的提案。11月22日清晨，胡传揆带领北大医院皮花科、妇产科医生赶到新生妇女收容所。他积极参与制定治疗方案，对集中的1300多名妓女给予治疗，共确诊性病患者1257人。胡传揆加班加点， 不辞辛劳，为性病患者体检、化验、诊断、治疗，为北京市封闭妓院、消灭性病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5年在北京西山，刘少奇主席与胡传揆教授亲切交谈。

20世纪50年代，胡传揆教授在内蒙开展性病防治工作。

1951年，胡传揆教授与夫人，女儿在一起。

1965年3月，胡传揆教授和京郊通县接受培训的乡村卫生员在一起。

1965 年 6 月，胡传揆教授在京郊怀柔琉璃庙卫生所研究梅毒防治问题。

北京市封闭妓院、消灭性病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使早期传染性梅毒及其他性病大为减少。1950年，在卫生部部署下，胡传揆又不畏艰辛，行程万里，对少数民族聚居的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开展性病防治。1952年担任北京医学院院长的胡传揆再次组织北京医学院医疗队赴内蒙古追踪普查普治性病，使内蒙古成为我国最早消灭性病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他还在全国各地指导培训医务人员，建立专业性病防治网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梅毒等性病完成关键性工作。

为配合治疗性病，胡传揆开展了全方位的工作。1953 年他亲手组织成立了皮肤科学会，任该学会学术委员；1954 年，中央卫生部建立皮肤性病研究所，胡传揆任所长，并倡导创办了《中华皮肤科杂志》，任第一任总编辑。他还主持制定了全国性病防治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划。随着工作的展开，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员，形成了庞大的专业防治网，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性病立下了功勋。同时，胡传揆还积极参加了国际学术活动，注意国际皮肤科学发展的新动向和新课题。1955 年，他出席了波兰的全国皮肤科学术会议，作了学术报告，被聘为波兰皮肤科学会名誉会员； 苏联皮肤学界也聘请他担任苏联《皮肤性病学》杂志的编辑。

1956年在胡传揆的指导下，经过上海与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努力，消灭了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侵略军从热带地区带到我国苏北传播的雅丝病。1964年，胡传揆代表我国在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的报告，标志着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已基本消灭性病”，世界震惊了，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办到的事情。而为在短时间内根治性病，胡传揆结合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病情分散的特点，制订的以青霉素治疗梅毒为主同时兼治其他性病的新方案，又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性创举！

1965 年，胡传揆教授率医疗队京郊农村巡回医疗。

性病在中国基本消灭后，胡传揆又投入对头癣病的研究和防治，定下短期内在全国消灭头癣的目标。60年代初，他深入北京市郊区和江西省，开展防治头癣的研究，并在北京近郊的通县、延庆等地进行试点，试用口服灰黄霉素治疗头癣新方案。正当他把对新社会的爱倾注在不倦的工作里，雄心勃勃地培训人员为根治头癣病而忘我奋斗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胡传揆被迫停止了这一工作。他感到迷惑，但忧民之心未泯，不顾种种干扰和破坏，在无经费、无助手的情况下，仍自费去试点区追踪观察，总结经验，利用一切机会到医疗第一线，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任劳任怨地为病人服务。

胡传揆是中外著名的皮肤科专家，他在消灭性病、防治头癣、控制麻风病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先后发表专著和论文80余篇，其中关于皮肤病方面的26篇，梅毒学方面的22篇，内分泌遗传学方面的20篇，仅对皮肤病性病学有创造性贡献的就多达13篇。他的《皮肤病及性病学》、《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梅毒在世界的传播及在中国的消灭》等专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适应时代需要，推动医学教育的发展

胡传揆在主持全国皮肤病研究和防治的同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医学人才的培养。1948年，胡传揆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和众多科学家们一起，开始了恢复和重建医学教育的工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3月1日，军管会代表到北大指导工作，同时向医学院等派驻联络员。此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有医学、牙医学和药学3个系，1个附属医院，357名本科生、597名教职工，是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的正规高等医学院。从1912年建校到1949年的37年里，在社会的动荡的进程中，艰难办学，培养毕业了1166名医学人才。新中国建立后，整个社会面临着许多重大建设与改造的问题，为了适应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医学院的规模和培养人才速度都提到日程上来，改造与发展同步，是时任院长胡传揆要肩负的重担。当时采取的方针是：维持现状，保持稳定，参照解放区的经验，有领导、有步骤，积极而又谨慎的进行改造。

194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胡传揆、严镜清两名教授被军管会任命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任命胡传揆教授为医学院院长。

1974 年的胡传揆教授

独立建院的发展

1950年2月8日，中央教育部发布指令，将政务院的决定正式通知北京大学：“自二月一日起，你校医学院改由中央卫生部领导”。2月13日，胡传揆院长在铺仁大学礼堂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由此开始了北医从旧的教育体制向新教育体制转变、改造和根据国家方针发展的阶段。

北医在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时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划归中央卫生部管辖。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正式颁发北京医学院印。

医学院划归卫生部管辖后，建立院务委员会管理的制度，胡传揆院长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根据医学教育规律和党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政策，独立后的医学院完善并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构架和规章制度。1953年开始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医学院新校址选定西郊，为筹建北京医学院新校址和四所附属医院，胡传揆院长和许多同时期的老领导、专家和学者倾注了大量心血。办学条件和环境的改变，为医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1月，胡传揆教授与北大医院皮肤科同事（皮外科分家）。

海纳百川、广招贤才

建国初期，全院教师177人，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对医学人才培养的需要。一些有名望的教授能否安心留在学校工作，另外能否吸引国外优秀的科学家来校工作是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胡传揆教授以自己的名望以及诚心和热心，积极创造条件，一方面帮助原有教师克服思想上的障碍，发挥所长，积极为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另外争取许多原来协和毕业出国的优秀的科学家来校工作，同时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一部分优秀学生，以充实师资队伍。

1977 年 10 月，胡传揆教授参加北大医院皮肤科教材会议。

王志均、严仁英、朱希涛、李凤鸣、诚静容、金宝善、楼之岑、谢荣、张丽珠、王叔咸、王序等等一大批著名医学科学家，正是在胡传揆教授主政时期来到学校工作的。学校开始在建设教师队伍中， 逐渐组成了一支包括老中青在内，具有较高医学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的强大师资队伍，并逐渐形成良好的梯队。

完善专业设置和教学体系

胡传揆教授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开始调整与改造医学专业学科和学制。

调整专业设置。1950年5月，以原卫生科为基础，扩建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第一个公共卫生学系；牙医学系扩充为口腔医学系；为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领导与管理，1954年9月又将直属学院领导的基础医学各学科与医预科合并，扩建为基础医学部，这是国内最早创建的，相当系一级的统一领导与管理各基础学科教研工作的组织；同时适应社会需求，对各系的学制也进行了调整。医学系和口腔学系学制由七年改为五年，药学系由五年改为四年， 卫生系五年。

1978年10月，胡传揆教授在徐州会议上讲话。

扩大规模，多层次培养人才。此时学校有医学、公共卫生、口腔医学和药学四个系，一个有 134 张病床的附属医院（北大医院），七个基础学科的部（直属院本部），一个三年制高级护校。学校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1953年至1954年，招收新生710人（其中本科生487人，中级助产及护士159人，高级师资进修班64人），当时在校各类学生2604人（其中本科生2381人），比1945年的615名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近三倍。

同时举办了各种短训班，大幅度提高了各地区卫生技术干部的业务水平；为更好地保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状况，从1952年起，学校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开办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干部训练班，由学校指定专门教师上课、辅导，他们毕业返回原地后，都成为当地医药卫生骨干，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1953年开始学校招收留学生；1955年学校开始招收研究生，并通过明确研究生培养目标，加强计划培养和研究生工作的严格管理、领导，认真抓好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审查和答辩等工作，使研究生教育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各类学生培养上要完成教学又要保证教学质量，胡传揆院长组织老师们加强教材建设，修订教学大纲，对人体解剖、生物化学等十几门课的教材进行重新编写；从1960年开始，把外语主要语种由俄语改为英语。

强化医疗与教学并重的意识

胡传揆教授从受聘附属医院开始，就和一批协和的教师、大夫把协和医学教育的一些先进方法也带入到临床教学中，比如住院医师制度和护理制度。胡传揆教授从自身行医成长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临床教学的重要。医学生从进入临床开始，学习和实习紧密结合， 才能成为医疗技术好又有能力的合格医务人员。由于他既做临床大夫，又做教学，还领导着医学院的工作，因此，他提出改革医疗思想，明确教学工作是附属医院的重要任务。为克服附属医院中普遍存在的重医疗、轻教学的思想，胡传揆和其他校领导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改进措施。在医务人员中，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明确指出，作为北京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担负有临床教学的任务，搞好教学是每一个医院工作人员的职责；从组织上，除安排医院领导分管教学工作外， 还配备了教学秘书，具体负责临床教学的组织管理工作；各科领导也把临床教学工作纳入自己的工作计划，克服“医、教分家”的状况。

1982 年5 月，胡传揆教授参加第16 届世界皮肤科工作者会议， 随中国代表团在日本东京。

生命不息，奋斗到最后一刻

十年动乱，胡传揆教授也受到冲击靠边站，但他始终没有停止为群众看病，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医疗第一线，以普通医生的身份为患者治疗。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年逾古稀的胡传揆重新焕发了青春。1977 年，身患重病的胡教授开始了新的拼搏。他不顾 75 岁高龄， 带领医疗队赴头癣病严重的湖北省英山县，对头癣进行普查普治。英山地处大别山区，山高路险，胡传揆当时又身患重病，他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装上急救药，一个口袋里装上自己的“名片”，以崇高的献身精神，跋山涉水，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发动群众，进行宣传，培训皮肤科医生，并亲自为千余名小学生进行了检查、治疗。在对占全县人口的 99．47％计 35 万人进行普查后，发现了 18217 名头癣患者，治愈了 18192 人，占患者的 99．86％，仅两个月就基本上在英山消灭了头癣病。通过大面积防治，胡传揆制订出以灰黄霉素为主，外用中药加服茵陈酮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并很快在湖北全省施行，短期内治愈患者达 50 万人。在他的建议下，卫生部也把消灭头癣病正式列入了工作日程，并委托胡传揆于 1977 年 2 月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治疗头癣病座谈会。卫生部把湖北英山县防治头癣病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1979 年， 胡传揆教授成为医学院名誉院长，以学者和教授的身份，再次积极投入消灭头癣病的战斗中，提出了“消灭头癣，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的口号。不久，在武汉市召开现场会，推动了全国消灭头癣病的工作，5 年内治愈患者 200 万人以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1982年，胡传揆教授与吴阶平、马海德教授等。

治疗性病和头癣病取得的巨大成绩，并未让胡传揆就此停止前进的脚步，他还主持了全国麻风病防治、管理和研究工作。通过派遣调查队、培训防治人员，采取了各种措施，使全国麻风病患者人数从解放初期的50万人减少到20万人，并建立了一支10万人的麻风病防治专业队伍。

胡传揆教授在座谈会上（王德炳教授提供）。

1982年6月，他应邀赴日本参加国际皮肤科学会第16次会议，会后他为自己订下了计划：（1）继续对性病、麻风、头癣进行研究， 做好扫尾工作。（2）培养人才，造就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科研队伍。（3）组织人力对牛皮癣进行研究，并准备在 10—20 年内做出成绩来。

但是，自1983年10月后病魔缠身，使他不得不离开医疗、科研的第一线。已经耄耋之年的胡传揆心中仍有着很多设想：把中医理论输入计算机，研究攻克癌症，彻底解决牛皮癣问题……

在 1955 届同学会上的题词（王德炳教授提供）。

1986年3月17日胡传揆教授不幸病逝，享年85岁。他生前常教导周围的人“为了治病救人，培养出色的医务人员，要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他自己践行了这个承诺，不折不扣地做到了鞠躬尽瘁， 将一生奉献给了皮肤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然而，他死而“未”已， 立下了“……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解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个人存款一律交北医党委补助皮肤科科研经费”的遗嘱。这是他对医学教育事业流芳后世的最后奉献！北医的历史将永远印记下这位具有高尚人格的院长，人民将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医学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