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早期同盟会成员并成为孙中山的幕僚之一； 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他是西医学校在中国创建的开拓者并出任首任校长； 他倡导并推进解剖法令在中国的确立和实施；

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政府中的教育总长；

他的一生是在近代中国的动荡中度过的，同时期的许多名人和他都有交集，也注定了他的一生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

一

汤尔和（1878~1940），原名鼐，字调鼎，晚年号六松老人，汉族，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人。著名医学教育家、组织学家、解剖学家，民国时期的政界人物。北医创办人，中国西医教育的重要开拓者。

汤尔和祖父为官，但秉性刚正清廉，并没有留下多少家产，父母在他三岁时先后病逝，其后祖母独自抚养他。后祖母带着他前往出嫁到江苏淮城的姑母家生活、成长。十一岁时祖母故去，姑母一家继续抚养他，并为他请程姓先生教习古文直至十九岁。十九岁后任武姓家庭教师。

二

1911年投身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代表浙江赴武昌，出席各省都督代表会议，12月14日，在南京举办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全体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临时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12月25日，在上海迎接并陪同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赴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当时有“医生议长，产生医生总统”的一段佳话。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出任浙江都督府民政司佥事。同年10月，受政府委托，本着“不搞中西合璧，要办就办一所专门教授西方医学的高等学府”的理念，在北京建立起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民国政府购买了医学实业馆拨付给学校作为校址，10 月 26 日，教育部正式颁发木制印章。

汤尔和就是在旧屋数十间、旧显微镜一台、中国旧医书数十本、开办费八百元的状态下，与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周颂声、孙柳溪等人一道，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依靠本土力量开办的国立西医学校，从此改变了中国医学教育史。1912年10月至1915年12月，1916年8月至1922年4月，汤尔和曾两次亲任该校校长。

1913年初，汤尔和在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第一届开学典礼上对来自京、沪两地的七十二名学员发表讲话说：“学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籍医学为前驱，各国的医学集会以及印刷物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实在是一件最惭愧不过的事。所以这所学校，不仅给诸位同学一种谋取职业的本领，使你们能挣钱，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 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

建校伊始，学风之确立至关重要。经过大量医学知识的学习后，首届学生面临考试，有同学找到汤校长，希望可以在复习中划出范围，汤校长回答：“如果一个病人找你们看病，你们也会让病人划出疾病的范围吗？”（《汤尔和传）学生无语，发奋苦读。由此可见汤校长严谨学风的理念。

北医成立后，汤尔和于1912年11月24日即向教育部呈文请求公布由他起草的《解剖条例》。众所周知，解剖学被称为现代医学基础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普遍开设解剖学课程。然而在中国，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形成了保全尸体的陈腐观念。不独普通百姓，就连中医界也对解剖尸体持抵触态度，医校的解剖课形同虚设。汤尔和认为，学习解剖不能纸上谈兵，仅凭挂图和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因此，他亲自起草条例，向政府陈述解剖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禁锢，解剖在当时尚无先例， 初次呈请未获批准。汤尔和并未放弃，反复请求，经一年多的努力，中华民国政府终于于1913年11月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为医学研究之目的的解剖法令。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里程碑，伍连德博士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由于汤尔和的努力，中国医学校才得以打破旧俗，开设人体解剖学课程，其开风气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值得后人称道的。汤尔和此举，奠定了中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基础，对中国医学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1914年，北医设立了解剖教室，开设解剖课程，并在彰仪门（即广安门）外的菜户营购买墓地，专门安葬解剖后的尸体。每年4月30日举行的“解剖祭”上，汤尔和校长都会亲率全校师生前往墓地，扫墓植树，举行公祭，焚烧祭文，以感谢亡者为医学教育做出的贡献。

1915年2月15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附设诊察所开业（今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前身），院址就在后孙公园医学院本院的办公室楼下。当天患者只有三人，一个月后，增加到七十多人。

1915年8月，汤尔和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该会主要成员为归国留日医学生，也吸收国内医药学专家参与。1916年8月，该会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推选汤尔和出任会长并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该会的章程为：“研究日新之医药学，力求进步，以期学术之独立；联合海内外同志交换智识，以期同轨之进行；扶植我国医药教育；建议卫生行政法案，**政府，以促卫生行政之进行。”有人认为“在北洋政府时代，该会对政府卫生行政方针的影响大于中华医学会”。

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汤尔和联合中华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中国的医学名词，有些是固有的，有些译自西文，有些译自日文，还有研究者或是教书人自造的，非常不规范。教会所属的博医会曾经组织名词审查，将西文译成中文，但是由于中文基础问题，定出来的名字有很多很奇怪，并不合乎中西文的原意。汤尔和领衔组织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

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汤尔和被选为副会长。汤尔和在授课的同时，撰写和翻译了大量学术著作，其中包括《组织学》《局部解剖学》《胎生学》《诊断学》《近世妇人病学》《解剖学提纲》《自然与人类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医学和医学哲学专著三十余部。

汤尔和非常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他任职期间，每年都会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此举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学校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汤尔和先生》一书中有这样的片段：“学校培养的毕业生，成绩优秀的，留作助理，纯粹为研究学问，训练两三年后，学校派往欧洲研究。每年派出的人，都有研究成果发表在欧美各大杂志，以至于引来许多碧眼老教授的眼光询问：‘你们这个学校的历史，总在百年以上了吧？’他们哪里知道，仅仅不到十年的工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就在学术界露出了头角。这是和汤尔和校长严谨治学治校所分不开的。”

1917年，在汤尔和的力荐下，刚从德国回国履职的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青年》杂志带入北大。1919年，陈独秀遭到旧势力攻击，汤尔和听信了谣言，以“私德太坏”说服蔡元培又迫使陈独秀离开了北大，后来胡适也责怪汤尔和“不察”。

1920年，奉派赴欧洲考察医学；同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接收东北委员。

1922年初回北京后，辞去了校长职务，潜心医学研究。住在西四北前口袋胡同6号。

1922年7月，任教育部次长。7月29日，因主张由关税值百抽五的数额中拨款29万元充作教育经费一案未被国务会议通过而辞职。同年9月，在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呼吁下，“好人政府”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成立，出任总理的王宠惠请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但由于直系军阀的不容，“好人政府”只存在七十二天就垮台了。

1923 年东京大地震后，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慰问使者赴日。

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与汪精卫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中西医辩论。他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认为“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汪精卫则写《答汤尔和先生》，站在中医学的立场上为中医张目。

1926 年10月，任内务部总长，次年改任财政部总长兼盐务署督办。

1927 年1月12日，北京顾维钧内阁成立，出任财政总长。

1927年2月28日，因直系在与奉军作战中失败，与直系有关的汤尔和、罗文干、杜锡珪等总长先后辞职，

1929年3月，再次赴日本留学，后获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就在这年，社会上谣传鲁迅被捕，汤尔和误以为真，致信蔡孑民、王亮畴呼吁营救，此信转到了正在南京担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手中。汤尔和与鲁迅早年曾同期留学，做过朋友，在鲁迅日记中也记载，两人经常通信，赠书，相互探访，鲁迅曾到医校汤尔和处“读碑，乞方”。

1922年初汤尔和从欧洲回国后，两人中断了联系，汤尔和参政后，他们之间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尖锐的分歧。但当汤尔和误信鲁迅“嫌疑被捕，刑讯无供”的谣言后仍立即致信“系国重望”的蔡、王二人，表示“政治上日规，不宜再有文字狱，使迂儒悲恸”，称鲁迅为“近代小说名家，不可太得”，并请求“代为营救，宥其十死”，显出知识分子人格中宽善、良心、念情的一面。

1930年后，历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1931年3月，东北大学董事会成立，张学良任委员长，汤尔和、章士钊、张伯苓等任委员。九一八事变前后，汤尔和曾代表张学良与日本朝野疏通，试图缓和日本与张学良的矛盾。

1933年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与日本谈判并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被日本指定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三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汤尔和正在日本，闻讯急忙赶回北平。

同年 10 月，日本扶植并筹建统一的华北伪政权，王克敏、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筹备处成员。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汤尔和出任议政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时他已患肺癌卧床不起，署务由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代理。同年11月8日因肺癌病逝于北平。

在汤尔和的追悼会上，周作人致悼词，称他“切痛指摘时弊，重建文教正统”。虽然周作人说：“本人虽自壮年即与相识，但是交游却不甚频繁。”但他对汤尔和的尊敬和推崇是肯定的。1942年北京亚东书局出版传记《汤尔和先生》，作者“幼松”，周作人作序：“中国现在仅有的一点医药新学问的基础，可以说全是由汤先生建筑下来的。人类最高的文化无疑的是医学，因为人类最高的道德思想是仁，而医学乃是唯一的救人的学术。汤先生一生行事彻头彻尾是一个医家态度，即此可知其伟大之所在了。”

汤尔和对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起步与发展不遗余力，卓有建树。

“医专本是北大的一部分，将来医专的发展亦即北大的发展。”在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上，汤尔和先生受蔡元培校长邀请曾在演讲中这样说，他的话在七十七年之后的 2000年4月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