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先后担任五所国立大学的校长；

他是中国现代教育以及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 他是中国病理学科的开山鼻祖；

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

他早年经章太炎引入同盟会，百岁之际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

远赴东瀛 寻求救国图强的真理

徐诵明，字轼游，号清来，189010月出生在浙江绍兴新昌县的一户塾师家庭。他五岁入私塾读书，聪敏令乡邻交口称赞。1904年，乘乌篷船沿曹娥江至杭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今浙江大学的前身）。

1907年浙江省掀起的反英护路风潮对徐诵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年，徐诵明瞒着家人，怀着科学救国的思想远赴日本留学。他认为不能以夷制夷，只能靠国人自己的努力和革命，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振兴中华。留学期间，他常去中国同盟会驻东京办事处，在那里结识了章太炎，并由其介绍于1908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拥护孙中山的建国纲领。

   

                                日本留学时期的徐诵明                                                          徐诵明与夏社同仁。中间为郭沫若，左一为徐诵明。

1909年4月，徐诵明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堂预科，并获得官费，随后又考入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1911年10月，国内爆发了武昌起义，徐诵明毅然放弃学业，返回祖国参加辛亥革命， 在沪参加徐锡麟之弟徐锡骥组办的陆军卫生部，担任革命军上尉连长。由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变化，1912年他重返日本继续求学，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1918年12月毕业，之后进入了小野寺直助教授主持的内科研究室工作，成为帝国大学的准职员。

在日本留学上病理解剖课

在日本留学上显微镜观察课

在国内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众运动的感召下，徐诵明、郭沫若和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几名中国留学生自发性地结成了近代以来九州地区的第一个留学生爱国团体“夏社”，旨在抗日。他们翻译日本人仇华的消息，撰述一些排日的文字，然后向国内各个学校、各报馆投寄。

开创完善 着力现代西医教育

病理学的开山鼻祖徐诵明在医学上很有建树，他的医学天赋早在其留学日本期间就已显露出来。1918年，他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后，选择留校研究病理学一年。在此期间，他成功地以实验证实了寄生虫病领域内血液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现象。1919年，徐诵明从日本学成归来，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担任病理学教授，当时他是我国唯一的一位中国病理学教授，填补了我国病理学的一个空白。随后他积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亲自担任主任。在此期间，徐诵明在北京市进行粪便内寄生虫卵的普查研究。为满足教学需要，他将日本病理学家木村哲二博士撰写的《病理学》上下册译成中文，以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病理学。此书“内容丰富，向为医界人士所爱读”，“虽颇简略，惟重要名点，悉已著录，附图颇多， 且极明了，最适宜于初学者参考之用”。1920年，徐诵明出席了医学各科名词审查会议，为“病理学”中文名词定名。就此，他成为第一位用中文讲授西方医学的人，也为此开了先河。

与法医学的不解之缘1924年，徐诵明教授派留校的病理学助教林幾到德国学习法医学。1928年，林幾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在徐诵明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法医学教室——北平大学医学院法医学教室。供解剖用的尸体来源是一大困难，徐诵明冲破我国历代忌讳尸体解剖的观念，力争进行尸体解剖，积累标本，以供给教学和研究之用，为中国医学发展做出了跨时代的贡献。

1934年，他认为虽然法医在当时中国的地位还不是很高，但前景是很好的，并对早期的中国法医工作者提出希望：“只要诸君努力， 将来希望很大，出路极广。”

融会贯通的教学法和桃李满天下的教育成就 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教期间，徐诵明坚持用中文授课，使用中文医学名词，在学术上也不受当时各学派的局限，而是尽量融会英、法、美、日诸派之长。他授课时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广泛引述英、日、德的医学文献，内容充实，教学卓有成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他当时的助教或学生有许多人在日后都成为了我国医学领域的专门人才，比如，洪式闾成为了我国寄生虫学的开拓者，林振纲在心血管疾病的病理学、病理解剖学的形态识别和分析方面有较深造诣，李漪成为我国著名的实验肿瘤学家，林幾是中国现代法医学奠基人，等等。另外，他还有一些弟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革命，建国后又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主要领导者，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他的学生贺诚在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学生黄树则解放前曾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主任、儿科主任、院长，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北京医院院长、总后勤部卫生部教育处处长等职；学生马旭建国后到北京大学医学院担任教育长、校长。

医学信息与医学教学的普及推广 徐诵明非常重视并热心于医学的普及工作。他在 1921 年召开的北京公共学术演讲会上发表题为《梅毒与结核》的演讲，分别讲述了梅毒和结核这两种病的产生、发展、病因、症状及危害，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两种疾病，增强了人 们的防范意识，普及了这两种病的医学常识。1940 年，他在汉口的《教 育通讯》上发表题为《医学院》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医学条件之差、人民健康水平较低、从医人员匮乏的现状，随后他向人们介绍了医学院各个专业的设置，还介绍了当时全国设立医学院的各个高等院校，鼓励年轻人报考医学院，并指出“若不及早挽救”，将“影响抗战前途”，从而导致“国族危机”。

中国医学教育体制的践行者 徐诵明率先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实施七年制教学。新中国成立后，由徐诵明教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药卫生系统院校的医士教育五年计划》获得中央卫生部批准。他还规划了全国医药院校的建设发展、招生规模。在创办高等医学教育三年制的专科制度、建立医学中专教育制度和组织建立在职干部进修教育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使新中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系。

苦心经营 投身高等教育事业

从日本归国的徐诵明，1919年任教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6年赴汉口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长。他看到国家一盘散沙，十分痛心，认为一个人也许在某个领域能够取得成就，但却无法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只有兴办教育，培养更多的有用之人，才能使祖国真正富强，因此， 他在研究医学科学的同时，还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他一生担任过五所国立大学的校长，这段时间对于中国而言是最为苦难的岁月，西方列强争相掠夺、国内军阀割据混战、日寇铁蹄蹂躏、内战频频发生，中国的高等教育举步维艰。然而，徐诵明和一批有志之士一起，不畏艰难，呕心沥血，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1928年，徐诵明担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29年，他创办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1932年，他又出任了北平大学代理校长、校长。他提倡尊重教授讲课的自由，对学生采取了完全信任放手的态度，推崇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使得北平大学充满了民主、自由的气息。在聘任教授方面他注重学术，看到范文澜、许寿裳为人诚恳、工作认真，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即先后聘请他们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院长。在徐诵明任校长的近五年时间里，北平大学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北平大学院系完备，学科齐全，学风良好，人文荟萃，聚集了一大批名师学者，学术研究的气氛也日益浓厚。

徐诵明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的通知

1935年，日伪企图分割和吞并我国领土，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徐诵明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因此也成为了日伪争取的重要对象。在未经徐诵明同意的情况下，日伪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拉拢的手段进行威胁和说服，但都遭到了徐诵明的严词拒绝，他说：“吾不因富贵而失去对国家及本人人品的尊严。”他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从该委员会中除去。他又与蒋梦麟、梅贻琦、胡适、李蒸等北平知名人士联名，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

193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密电校长徐诵明， 提出要解聘被认为有“亲共”倾向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五名教授——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和沈志远，徐诵明为此亲自赶赴南京找到王世杰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其学问如何，不论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教授的聘请和解聘则在学校， 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陈果夫对徐诵明说：“像许德珩这样的人都被北京大学解聘了，怎么你们北平大学还要聘任他呢 ?”徐诵明回答：“当校长不容易，不但要任劳，还要任怨。”就这样，解聘五位教授的事情一直被徐诵明强行顶着，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件事情才不了了之。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徐诵明任西安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政（临时大学不设校长）。1937年底，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陕西的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临时大学不得不再迁往汉中。当时，去汉中盆地唯一的通路就是川陕公路，这条公路要翻越秦岭山区，路途十分惊险，常有车翻人亡的事故发生，但是西安临时大学的教职员工在徐诵明的带领下，不顾艰辛，以前线战士的流血爱国精神鼓励自己，历时半个月，行军五百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汉中城固。

1938年5月，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全校的开学典礼上，徐诵明发表演讲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1938年7月，抗日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西北联大师生的爱国进步倾向早已使国民党教育当局深为不安。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徐诵明非常不满意，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还密令徐诵明解聘西北联大曹靖华等十余位进步教授，但徐诵明坚决不予执行，最终与西北联合大学的其他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北平大学至此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1944年，徐诵明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早在徐诵明到达同济大学之前，为了躲避战乱，同济大学已从上海迁至云南，再迁至四川李庄。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而且当时物价飞涨，学校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徐诵明坚持勤俭办校，努力克服困难。同济大学在他的领导下最终度过了难关，并且扩大了规模。他注意民主办学，广延人才，改变了同济大学历来只聘留德人员的旧规，开始聘请薛愚等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出妇产科胡志远教授到美国留学。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迁往四川重庆，徐诵明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坚决表示不同意。后来， 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诵明，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重庆继续办学，徐诵明向蒋介石告知了全校师生员工迫切希望迁回上海的心情， 表示无法从命。随后，他带领同济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继续办学。在给教育当局的信中，徐诵明写道：“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1946年6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徐诵明被调往东北接收南满医科大学，该校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即今日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徐诵明担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1948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徐诵明拒绝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辗转到达上海，迎接解放，并于1949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医学院任病理学教授。

1950年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并兼北京医学院教授，同年7月，受聘为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1956年8月任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1958年8月任《中华医学杂志》编辑。

秉持崇高 恪守道德境界

1958年，徐诵明教授被错划成右派，遭到撤职降薪。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从未失去报国的信念，苦苦坚守，近三十年的不白之冤终于在他晚年得到了平反。1978年他被推选为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不顾八十八岁的高龄，积极参政议政，为祖国贡献最后的心力。1983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1989年10月20日，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为徐诵明举办了隆重的百岁庆祝活动。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致辞赞扬徐老：“一生爱国，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宽厚待人，作风正派，兢兢业业办教育，受到了教育界、医学界的尊重和拥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厥文挥毫题词：“全心办教育，桃李满天下。”在百岁寿辰前夕，这位饱经风霜的杰出教育家经卫生部长陈敏章和中华医学会会长白希清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岁入党，成为历史佳话。

1991年8月26日上午10点55分，徐诵明因肺部感染、循环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仙逝，享年一百零二岁。1992年，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校园里树起了徐诵明的半身铜像。

整整一个世纪，徐诵明走过了历史的波澜壮阔，也经历了凄风苦雨。他的一生可谓坎坷而灿烂。百年的历史风云见证了这位中华奇才豁达的心胸、坦荡的爱国情怀和严谨的治学风范，成为传谕后世的丰厚遗产。他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久地屹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