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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医留学第一人
发布日期::2013-12-16 浏览次数: 52 字号:[ ]

 

鸿蒙初开

  黄宽(1829~1878),字绰卿,号杰臣。1829年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海滨渔村东岸乡(现属珠海市),出生月日不详。香山,后更名中山,珠海、澳门曾隶属香山辖下,地处珠江出海口,是广东出洋的一个重要海口。茫茫珠海上,船来帆往、货物进出、人员往来;中华文化、中国货物,经此远航,西方的“奇巧之技”、宗教、医学、教育,也经此登上古老的中华大地。黄宽出生的村子,毗邻澳门,村中风气远比内地乡村开明,流溢开放之风。黄宽在这样的环境风习中长大,不像内地一般村童那样惧外,这为他以后顺利接受西式教育奠下文化性格基础。

  黄宽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父母早亡,姐姐早出嫁,由祖母抚养长大,生活艰辛,过着“野蔬充膳,落叶添薪”的日子。然而,他天资聪敏,刚进乡村私塾读书,只要一经教书先生指点教导,即能领悟背诵。不过,黄宽家实在太穷了,小黄宽连吃饭穿衣都没着落,家里更别说供他读书了,黄宽只能中途辍学。

  在1840年,黄宽十一岁时,一个忽至机会,改变了这位穷孩子一生的命运。

  1839年11月4日,由马礼逊教育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这是澳门开办的第一所西式学堂,由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办学。教会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对贫穷学生免收学费,还提供食宿、衣服与书籍,并给他们家一点补贴费用,这对黄宽这样的穷孩子,很有吸引力。

  黄宽所在的东岸乡离澳门仅数里,当黄宽听到村里传开马礼逊学堂招生的消息后,这天资聪颖的孩子,一把攥住了这一可能改变命运机会,求乡亲带他入读马礼逊堂。他在该校注册名单注明英文名是Alan(亚宽),是年十一岁,入学时间是1840年3月13日。

  马礼逊学堂招收的第一批六名男生,除小黄宽外,还有黄胜、李刚、周文、唐杰、容闳,都是乡亲。学堂教授的科目有算术、地理、国文、英文等,这是西方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中国第一批系统学习西方文化的少年俊才在此就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转折,客观上也最先为遭遇鸦片战争后数千年未见变局的中国,培养了真正睁眼看世界的英才。1841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迁到香港继续办学,黄宽他们随学校迁至香港就学。小黄宽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发奋苦学。

  在教会开办学堂的六年学习生活,流水般逝去,黄宽受到了系统的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基础教育,使他的思想认识、文化观念、理想信念,有了质的变化,并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这时的一件事,更彻底地改变了黄宽的命运。

西行求学

  1846年9月的一天,布朗在课堂里突然宣布,他与夫人因体弱多病,打算去美国治疗休养,由于跟孩子们有深厚感情,这次去美国愿意带三到五名同学同赴新大陆,接受全面的教育,凡愿意跟他到美国去学习的,请站起来。刹那间,课堂异常寂静,人们的呼吸声可闻,空气中弥漫着恐怖气氛。虽然课堂上的这些学童,对西方世界有所了解,广东沿海也一直与海外西方有着商贸往来,西方宗教人士时有踏足这一带,老百姓对西方并非完全陌生,但长久以来封建政府在闭关自守政策下一直严禁国人与西人接触,中国人对当时西方各国知之甚少,在民间还流传着关于西方世界各种离奇、荒诞、恐怖的传闻。去一个中国人眼中遥远神秘国度,生活求学,在当时是需要大勇气。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娃娃,会愿意去一个从未去过神秘国度吗?

  然而黄宽他们,毕竟在洋学堂呆了六年,对西方各国有所了解。由洋教士担任的教师,更极力向这些中国孩子灌输西方社会是如何先进、富强、神奇,“布郎曾给学生出过一道作文题是《意想之纽约游》”,鼓动学生们用尽心思地动员全部想象,使劲大赞纽约天堂般的生活,让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孩子生发了到国外去瞧一瞧的好奇心。况且,在这一学堂读书孩子们,都不是出自绅士之家或有钱人家,难指望走传统的科举之路摆脱他们自身的贫苦命运,到国外闯一闯,也许还真能改变穷苦命运,出国尽管有风险,但既能继续读书深造,又说不定能圆自己的梦想,能有人生的辉煌前程,但是……

  突然,在学生中间,容闳慢慢站了起来,接着黄胜、黄宽也站了起来。这三位勇敢的年轻人,决然前去曾被国人视作化外夷邦,并有点神秘莫测的西方世界。他们这次走出国门,就踏上了中华民族从他们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之路。黄宽这位乡下穷孩子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

  布朗的友人、在香港任《中国日报》主笔的肖德鲁特、美国商人李启、苏格兰人康白尔等人资助黄宽他们两年的留学费用,并给予他们的家庭“养家费”。美商阿立芬特兄弟公司,让他们免费乘船赴美。1847年1月4日,三名中国小伙子提着简单的行李,跟着布朗夫妇,登上停靠在广州黄埔港岸边一艘坚固华丽的“女猎人”号帆船,踏上赴美留学的历程。当天,船只扬帆出海,经马六甲海峡,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经过九十八天飘洋过海的船上生活,于当年4月12日抵达美国纽约。

  黄宽随布朗夫妇赴美时十八岁。他和同学在布朗和其他美国友人的帮助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这是一所作为大学预科的预备学校。孟松学校是当时最著名的一所预备学校。校长海门毕业耶鲁大学,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反对把学生训练成“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有灵性的鹦鹉”,他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优美的品格”。这对黄宽影响很大,促成他生发以苍生为念的使命感。海门对接受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中国留学生西方求学,非常高兴。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关照,把他们编在英语部,着重学习英语语法,另外还学习算术、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等课程,为进入大学学习做准备。

  他们的生活,由布朗的母亲照料。开始时吃住在布朗家。后来因为布朗家住房困难,就租下布朗家对面的房间,搬进去住,吃饭仍在布朗家。布朗母亲对他们精心照料,“每餐必同食”。除饮食之外,日常生活。包括劈柴、生火、烧炭等,全由黄宽他们自己料理。由于留学经费有限,要靠打工补充收入。每星期只要拿到一块多美元,才可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费用,并补足学杂费用。好在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不很高,贫苦学生,在这里打打工,就还可以凑够学杂费用。黄宽他们,并非出身富贵人家,可以靠自食其力在美国生活。

  寒冬来临,大雪纷飞,马萨诸塞州的冬季分外的冷。黄宽他们的住处,离学校约半英里远,每天要两次往返在刺骨寒风里, 徒步行走在数尺深积雪中,人都快冻僵了。来自中国广东的小伙子,以前从未离开过广东沿海的家乡,那里终年炎热,没几天冷的日子,他们连雪都没见过,这样的苦寒实在难熬。

  这异国求学生活的艰苦与紧张、国外的水土气候、与家乡殊异的生活习惯、陌生的文化习俗,对于第一次远涉重洋到异邦的三名中国小伙子,是一个必须过的关口。黄胜就因病退学到香港。黄宽与容闳,则熬了过来。

  那个时代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洋溢蓬勃向上的新教精神,崇尚务实的生活,给黄宽耳目一新的感受。这段留学生活,培养了黄宽重实际的作风,也培养了他的独立开拓生活道路能力。

  在孟松学校经过两年学习,他俩终于在1849年夏毕业,黄宽通过在西方学习,了解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进步的文明,看到自己祖国的落后,明白导致中国衰落的原因,认定要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先进的文明,掌握于己有用、于国有益的学识与技能。这使他们决意继续留学西方,进一步深造。

  在孟松学校毕业后,黄宽他们又操心接下来继续留学的费用与今后的去向。布朗为他们与香港教会联系,得到答复;他们要继续获得资助,就得转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习专门科,毕业以后要为教会服务。容闳不愿受此限制,留美学习。

  黄宽性格内向、智能拔尖、心思缜密、善逻辑推理、有极强的动手能力、具有极高科学研究与专业实验天赋,因而,黄宽对生理等科目感兴趣,入迷于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他从小生活贫苦,个人品格上,既有对理想的不倦追求,亦注重实际,愿意脚踏实地掌握一门专业,他从小目睹乡下穷人因缺医少药而遭罪,加上救世济民、解脱人的苦难之基督精神驱动,使他决定选医科为终身事业。于是,当香港的肖德鲁特等人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他们可以继续提供资助,黄宽欣然接受教会的条件,并填写接受资助的学生须填写的志愿书,承诺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毕业后担任传教士。黄宽于1850年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成为中国第一个留英医学生,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欧洲的学生。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是享誉世界的大学,其医科在英国、在欧美都有极高声誉。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在十九世纪处在医学发展最先进的前沿,能考入其中学习,相当不容易。黄宽凭过人的天分、常人少见的勤奋,踏进这所欧洲医学殿堂。

  然而,黄宽也在艰苦的留学生活中,备尝辛酸,黄宽到了独自来到欧洲后,更进入一个非常陌生,生活习惯、文化意识完全迥异的地方,来到一个开放的社会,却走进了一个封闭的环境,没有熟悉的人可倾谈,更没有懂中文的人可交谈,他正处在心智日趋成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人生阶段,他从这时开始形成了独特不合群的性格,并严重影响了他后来一生的生活。就有他后来与不合自己理想的环境一连串冲突。

  性格本来内向的黄宽,到爱丁堡大学后再没有人与他用中文交谈,更是倍感孤独。原来在美国再艰难困苦,也还有同乡伙伴,互相关照,互相鼓励,有人可以倾诉交谈,得到精神安慰。现在只有他孤独一人呆在异国它乡。位于英国北部的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寒冷多风,黄宽身处幽黑石头城内,异常苦闷。当凄厉呼啸的苏格兰寒风,夹着刺骨飞雪扑打着古堡,黄宽在窗前,看着灰沉沉昏暗暗的天地周遭,听着悲风尖啸,忍着难熬苦寒,眼前浮现高温多雨的家乡香山,那里有灿烂阳光、密布水网、鱼虾海鲜、稻米水果,还有说着广府话的乡下人的习俗风情,更有相依为命的祖母、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这更增加他的浓浓乡愁,只有在古堡式建筑的大学埋头学习,暂时忘却困苦,然而乡愁毕竟难以排遣。当时中国,刚被西方以强力打开封闭的国门,黄宽是第一位踏足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白种人为主的茫茫人海中,一个黄脸孔的中国人出没其中,难免有异类之感,容易产生深深的孤独感,黄宽只有常把自己关在阴暗的房间里,离群索居,以全副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打发孤凄的日子。本来就内向敏感的黄宽,幽闭在这样压抑的学习生活中,性格变得愈益内向、孤僻。

  更要命的是,黄宽作为学校唯一的中国学生,仅靠香港教会资助度日,生活挺苦。虽然黄宽是苦孩子出身,能吃苦,不过在这举目无亲、生活方式与人文风习殊异的地方,在完成艰苦学业的同时,还要为生计奔波,补贴生活,非常困难。黄宽省吃俭用,以几乎苦行般的生活,完成学业。

  然而在这中国第一位飘洋过海到欧洲学习的青年身上,有着中华民族儿女刻苦耐劳的品格,具有岭南文化适应性容纳性强的品性,更有广东人心思活泛、善于行动的能力。他咬紧牙关,苦熬苦读,度过艰难的留学岁月,也养成顽强不倦的科学钻研精神,铸就了他为事业献身的意志品格。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黄宽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黄宽在爱丁堡大学医科苦读五年,经过刻苦学习,黄宽终于1855年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及金牌等奖状。毕业后,继续留英在医院实习两年,并研究病理学和解剖学,获博士学位。

  然而,两年美国,七年英国的学习生活,完全生活在英语世界里,在英国更生活在没有人说中文的环境中,连中文都不会说了,这使他回国后要从头学习中文口语,他在文化认知与思想性格上也具有了中西交汇特征,这对他个人生活而言就并非幸事。他处在中西文化相隔之间的尴尬处境,在文化认知与思想性格上有文化矛盾之困,使他感到深深的孤独,一种与俗不谐的性格渐渐形成。

  当时的爱丁堡大学校长辛普森教授在对毕业生的演讲中专门用很大的篇幅盛赞这位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在你们中间,黄宽是一个最值得称赞的谦虚好学的学生。在学业竞争中他所获得的众多奖励与荣誉,让我们可以怀有这样的期许,这位中国留学欧洲第一人,一定会成为他的同胞中西方医学的最好代表。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毕业生,对他今后的事业与幸福怀着格外的兴趣……”

  第一个在欧洲学习中国人黄宽的优异学习成绩,顽强刻苦的学习精神,引起当地舆论关注,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黄宽为自己的民族获得西方学界、医界、宗教界的关注、赞许,赢得当地的人敬意。

  学业成绩拔尖的黄宽毕业后,随即受到当地医界的招揽,当时最先进的从医与科研条件在等着他,他本人已融入英国社会,生活方式也西化了,说着道地的英语,中文口语倒说不来了。然而他对家国的赤子之心却始终未变,他急切地踏上归家之途。

行医济世之路

  然而,回国途中的一场风暴,使他几乎遇难,似乎喻示着他归国后的人生之路,并非坦途。

  当归国的航船,驶向台湾海峡的海面上时,忽遇风暴,天昏地暗,巨浪滔天,在狂风呼啸大浪凄鸣中,听到桅杆折断的啪啪声响,然后见桅杆被风卷入空中而去,船只升沉于浪峰海谷,几乎被吹散颠覆,黄宽自忖将遭不测,难道十年前与家人的一别,竟成永诀,再无相见之日,自己在国外十年寒窗所学,再无施展的机会。这时,他更遥想默念离别十载的祖国,想念亲人,回想起锦绣家乡,回忆着离别家乡时亲人的音容样貌;同时他向上帝祈祷。船只历一番惊心动魄出生入死海上博斗,终于脱险,虔诚的基督徒黄宽祈祷感谢上帝,让他能重返家乡,与他与亲人重聚,使他能回到祖国,完成服务祖国、行医济世的使命。

  在1857年回国后,黄宽写了一封信给长期资助他的爱丁堡医疗救济会,描绘他的海上历险:“1月3日,在距离台湾海峡约三百英里的地方,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大风,风吹走了船的前桅中的中桅、整条船的主桅和后桅中的中桅。十分感激仁慈上天的保佑,我死里逃生,在船遇险十二天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故土。”,“经过一百六十六天的漫长航程,我终于回到了祖国。”

  黄宽经过一番历险,终于踏上阔别已久的家国,见到含辛茹苦抚养自己长大的老祖母,久别重逢的姐姐,非常激动。

  黄宽回到故乡,体验与家人团聚的短暂欢乐,就目睹家乡父老在动荡时势中的困苦,听到了祖国人民因缺医少药而在病痛中呻吟,发现国家在鸦片战争后依旧闭塞和落后,并比愈益积贫积弱,决心以自己所学为家乡乡亲、祖国人民服务,很快为就业行医奔忙起来。

  黄宽在中国西医界以医术精湛、医风高尚,声名隆著,在华人中更是西医界的首席权威。然而,中国当时是弱国,正受着以欧美白种人为中心的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人再怎么出类拔萃,在部分带着种族与文化偏见的西方人士中,仍受到歧视和排挤,即便在医学界与宗教界中也有一些西方人士视黄宽为异己。黄宽又是一个清孤远俗的学者,虽然从小受着长期系统彻底的西方文化教育,有着基督教信仰,思想西化,他更是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决不会在歧视屈辱前低眉顺眼、逆来顺受。虽然,黄宽平时待人谦恭有礼、诚恳厚实,同时也性格内向、特立独行,这与他在国外长期自我封闭、刻苦学习的生活有关。所以,一旦触及自尊心与民族尊严,黄宽耿介清孤的内在性格就表露出来。他可以不买清政府重臣大员的账,也可以不买在西医界和教会中占主流中心地位的洋人的帐,他一倔起来,甩手走人,也拿他没办法。平日面色谦厚的黄宽,一看到洋大人那种居高临下、上帝宠儿般的脸色,不会不还以颜色,听到那傲慢的语调,也绝不会装听不见。因此,平时在人眼中待人谦和的黄宽,面对伦敦传道会本杰明•霍布森医生等英籍传教士的歧视和排挤,愤然辞去传教士一职,出掌香港民用医院的管理工作,次年回到广州从医。

  1858年在广州,黄宽接办合信在金利埠创设的惠爱医馆。他对医馆大力整顿,使医馆业务迅速发展。1859年,该馆病床有八十张,住院病人四百三十人,门诊病人达二万六千三十人。黄宽亲授生徒四人,以协助其医务。在这里,黄宽又遇到在香港医学界和宗教界碰到的问题。天赋才华与专业水平极高、有强烈民族自尊心、且清孤耿介的黄宽,对于那些出于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或由于自身的固执,而颐指气使或自以为是的人,当然是不买账的。清高自尊的黄宽在此又与管理层意见不合,加上对某教徒的做法不满,于1866年辞去惠爱医馆之职。

  自此,他干脆自开诊所,有时间则到博济医院从事医务工作。他显然不适合那种过那种要有很深城府、要颇有心计的官场生活,也不适合有复杂人事关系、要看人脸色的环境,他更向往恬静、专心一意的行医生活。

  广州博济医院前身,为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于1835年开设的眼科医局,是当时中国境内最早一所西医院。1855年,由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接办。后来,医局更名为博济医院。黄宽返国后就参与了博济医院的医疗业务,从1862起又参加了该院培养中国医学生的教学工作。1866年,博济医院创设南华医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学府。黄宽被聘到该校任教,与嘉约翰共同负责教学工作。黄宽担任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

  嘉约翰,与黄宽相知相重。黄宽深得嘉约翰的敬佩和器重。黄宽也时常到博济医院协助嘉约翰工作,如疑难病的会诊、大手术的实施等。博济医院的医学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名声也更隆盛。许多旅居广东的外国侨民认为黄宽的医术比许多欧美医生还要高明,加上他英文流利,技术好,纷纷找他治病。博济医院的手术,大多由黄宽主刀,嘉约翰协助进行。嘉约翰撰写教材和讲义时,遇到难以翻译的医学词语时,总是求助于黄宽,与他精心研究,直到找出最准确的词语。

  黄宽有隆著的医学声名,又是当时中国极个别全面掌握西学之人,名传国内外,急于延揽西学人才的洋务大员李鸿章听说后,想方设法要招揽黄宽到自己帐下。1862年,黄宽一度应李鸿章之聘担任幕府医官。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刚率领淮军进抵上海,黄宽就被邀进入李鸿章幕府,聘作医官,兼做顾问。在晚清的官员中,李鸿章比较热衷引入西方科学文化中的器用文化,注重吸纳了解西学的人才,他也比较相信西医。但是当时李鸿章正忙于与太平天国作战。作为李鸿章的私人医生,黄宽不必到前线去,他留在李鸿章幕下感到无事可作,他忠耿清孤的性格,让他倦于社交应酬、官场往来,对官宦生活不感兴趣,受过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教育的黄宽,对于晚清官场的腐败应是相当不适应。而且,这里远离医学科学、教育、治疗前沿,不符合他以医学与博爱救民济世的情怀,无法实现医学报国的理想。黄宽任医官职,未到半年,就辞去职务。

  据说黄宽辞职还有点是不满清政府清剿以信仰基督上帝为旗帜的太平天国军。在香港他与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干王的洪仁玕有交往,洪仁玕也是受过西式教育,黄宽曾对广东人领导、并借用上帝之名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现代化寄予期望。

  当时的苏松太道,广东丰顺人丁日昌极力慰留黄宽。丁日昌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亲信,热衷洋务,积极协助李鸿章招揽懂西学的人才。他劝黄宽复职,并许诺给他种种便利,但黄宽最终没有就职。同年返回广州继续在自开诊所内行医。黄宽当时接触到中国各方的风云人物、中外各方政治力量的代表,并受到各方的争相延揽。然而,黄宽本人更愿意一心致力于学术事业,通过行医救国救民,他自己又是一个清孤自重的典型学人,始终还是离不开自己的医学事业。

  1863年海关医务处成立,聘医官十七人,其中十六人是外籍医师,只有广州海关医务处医官为中国人黄宽所担任,反映了黄宽在当时西医界的地位。

  黄宽在医学上有许多建树,医术精深,处方简要,尤其擅长外科,诊断正确,手术精良。1860年,就是由他施行了中国首例胚胎截开术。黄宽被誉为是当时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优秀外科医师。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他称誉中国外科界,仍然好学不倦,精益求益。

  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华返美休假,由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可见黄宽在当时博济医院内教学、医疗上所占的重要地位。任代理院长期间,他所施行的手术次数,较过去任何一年的相当时期都多。对医院的管理也很好,井井有条。医校招收的学生人数,也较过去为多。黄宽的事业走向顶峰。显然,黄宽不乏管理才能,只是不喜欢那种需要巧言令色、虚应周旋的官场生活、人事环境。这使他在官场与复杂人事圈中难呆下去。然而次年嘉约翰返回博济医院后,他便离开博济医院自设诊所。

  1867年博济医院,首次进行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在晚清当时,虽然中国风气渐开,但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多少还心存戒惧。对基督教会及有教会背景的机构,尤其警惕与抵触。特别对于尊崇祖先,有鬼神崇拜信仰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解剖人的尸体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对解剖实验反对压力很大。假如由“洋鬼子”给中国人的尸身来个破肚开膛、挖心取肝、掏眼开脑,势必会在中国社会激起强烈反应,难说不会激出事变。此前,在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国内有的地方有洋人挟西方国家之力欺压中国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有的地方,就曾有因传说洋人传教士,拿中国人脏腑及其它器官制药,甚至食用的传言,激起民变,诱发大规模暴动,并导致中外冲突的事件。在广州这样的长期开放之地,风气是当时中国最开放的,但毕竟传统文化风习依旧强固的,况且尸体解剖触及中国人核心伦理。这些,从小生活在乡下的黄宽非常清楚。但是,关系中国科学事业开端的科学实验必须做。尤其是,解剖学研究及相关的病理学研究、生理学研究,是医学科学研究的基础。对中国人尸体的解剖研究,关系到中国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与医疗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而且,通过这样的科学实验活动,有益于健民强国,还有助开民智、醒民心、移风易俗。于是他决然亲自操刀,毅然开始进行人体解剖科学实验,开中国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医学的先河,倡导了讲科学的风气。

  1875年,黄宽又兼任西南施医局主任。在他任职的各种岗位上,他始终克尽职守,勤勉工作,严谨认真,赢得了医学界的普遍好评。

  黄宽在学术上,好学不倦,医术精深,处方简要,尤其擅长外科。由于广东特有地理气候,向来膀胱结石患者较多,嘉约翰以截石术闻名,但是在他之前,黄宽早已施行过三十三例手术。

  黄宽性格刚直但平时待人谦和,不喜交际,生活简朴,不沾烟酒。黄宽虽从小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年轻时在西方或西化社会度过,但仍遵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他敬老爱幼,对祖母极尽孝道。他平时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医学事业上,个人生活方式没什么风花姿彩,在外人看来倒是有点枯燥。

  在黄宽事业发展如日中天之时,他与妻子的婚姻之路却已走到尽头。他的妻子出身名门。岳父何福堂是香港著名传教士,子女都受过良好教育,四子何启曾留学英国,是香港西医院(后发展为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创办人,孙中山学医时的老师。何福堂另一位女婿伍廷芳更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黄宽夫妻在没有向外说明什么原因就离了婚。也没对外说清楚怎么离的婚。也没留下子女。黄宽离婚后,更把全部心思用到医学事业上。

  同治十二年(1873),广州霍乱大流行,病死了很多人,当时他兼任慈善医院西南施医局主任,黄宽不避被传染之险,对流行的霍乱病,深入调查考察,详加研究,亲自编写《真假霍乱的区别》指导诊治。

  黄宽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他的诊所病人很多。他出身贫苦,从小有助弱扶难的品格,具有济世为怀与人道主义的理想,这位清孤的学者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医者父母心”的道义风范。他对家乡人民的病患,尤其是贫苦大众的病痛,更是倾注全副心血去救治,深受当地民众尊敬和爱戴,每天找他看病的人排队能排半条街,常见天没亮就沿街排队等他看病的长长人龙。他多年患有足疾,甚至有时不能走路,但他一直忍受着痛楚与不便,出诊治病,带病为病人服务。在黄宽生命的最后几年,广州瘟疫流行,作为经常接触病人医生处境相当危险,当时他的身体相当病弱,也就更容易被传染,黄宽没有因此放下工作,治疗休养,反而为治病救人更加奔波劳碌。他总是硬撑着身体,治病救人。后来,他更患上颈部患疽,身体虚弱,他仍硬挺起病体,坚持为病人治病,病情愈渐加重,最后终于病倒。

  然而,上天似乎注定了黄宽要在治病救人之路上走完一生,而不是在床上寿终正寝。

  一天,他正因颈部患疽休息在家时,正碰上驻华英国领事夫人难产,产妇家人急请他出诊。黄宽的家人为他的身体担忧,再三劝阻,黄宽作为一个医学专家,也深知自己病情的危重,并且非常清楚自己需要静养治疗。但是,黄宽还是坚持要出诊。他说:“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岂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挣扎着从病床起身,拖着病重的躯体,艰难地来到产妇家中。到产妇家里后,黄宽硬挺起虚弱不堪的身体,强忍着痛楚及病中的种种不适,在产妇床前,对产妇实施抢救,经过一番苦战,领事夫人终于安全产下婴儿,产后母子平安,黄宽自己却病情加剧。黄宽归家后,病情更重,并转至病危,于1878年10月12日因疽病恶化,项疽剧发,促发败血症,救治无效,与世长辞。这位终生胸怀治病救人、惠民济世、以医辅国的理想志向,具有博爱情怀的医学家,终因奋不顾身抢救病人倒在医生岗位上,以生命实践了理想,享年四十九岁。

  黄宽逝世后,社会各界都为这位医德高尚、医术精高的医学家逝于盛年,感到悲痛,据他的一生好友容闳追忆:“中西人士临吊者,无不悼惜,盖其品行纯笃,富有热忱,故遗爱在人,不仅医术工也”黄宽的过早去世,对在中国开始不久的引进与传播先进科学文化的事业,特别对医学事业,是一个挫折。

作者:陈小卡  原文发表于<<传记文学>>200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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